王朔：我耳聞近幾年新起了一批年輕的，特有鋒芒，愛誰誰，把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化恐龍"都掄了。你了解這些人嗎？他們怎麼樣？
老俠：我看過北大研究生余傑的《冰與火》，號稱"抽屜大學"。我特佩服這些年輕人。
王朔：還有你佩服的人？
老俠：我佩服他們如此小就如此工於心計，學會怎樣出擊，該滅的是誰，該誇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心裡清清楚楚。表現上壯懷激烈，嫉惡如仇，顯得特道義、特誠實、特有學問，實際上那點小尾巴於不經意中一覽無餘。
他要滅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與他無關，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將來的命運上，特別是知識圈中的地位上，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於是他就不疼不癢地刺一下，並不想真說什麼。而對那些直接關係到他的切身利益。學術前途和地位的導師、老師，現在大學裡說了算的人，他卻極盡讚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態可掬的乖樣，非由魯迅的辣筆才能活現。余傑的那本《冰與火》中，除了他的幾位老師外，其餘的人都滅。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氣》，誇了陳平原、張鳴、王岳川，這樣的年輕學子，誇起人來就再找不出新詞了，什麼"當代中國最傑出的文史家之一"。什麼在老師夫婦的學術通信中，"讀出了一種心心相契的欣悅與溫馨。"什麼先生的"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盡天涯路，知道墳場後面不一定是鮮花……""久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什麼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給學生泡的茶一樣，"令學生聞香識先生。"什麼在聽王岳川先生的課之前"卻早已聞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課講得滿堂彩，讓學生入迷，在"睡大覺、讀閑書、做白日夢"的九十年代大學課堂，王岳川先生卻"第一次點燃了""學生無精打採的眸子"。文章的結尾又上升到歷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論語》中的師生之誼和東林黨人的"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相期許。這些優雅的肉麻之諛和他要剝"錢穆的皮"的兇狠恰成鮮明的對比。他鞭屍的激烈、義憤已經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讒媚中小丑化了。對能夠直接影響他命運的、在當前的知識界學院中如日中天的學者，他的底氣全無。他才二十幾歲，這麼小小的年紀，初涉文化界，卻圓滑得如同歷盡滄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們剛出道時成熟多了。劉小楓怎麼樣？這幾年總聽人提到他。
老俠：劉小楓與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學。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國外，現居香港。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的支點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為參照系，抓中國傳統中的弱點還是挺準的。中國傳統中的人格弱點，很重要的原因是傳統中沒有一個超越性的絕對尺度，實用得很，一個民族、一個人，沒有一種自律或他律的非實用尺度，就沒有了底線，什麼事都敢做，兇殘虛偽且醜態百出。西方文化，從聖·奧古斯丁開始，就為人的自我認識樹起了一個絕對的尺度，正是在這一神學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惡重重，人性的弱點才能凸現出來，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以及西方近現代關於人性之惡的各種理論，都來自這種神學中的原罪。霍士說人對人是狼，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帕斯卡爾和蒙田也都以神學的尺度來論述人性的弱點。
休謨的觀點最精彩，他說，人一進入社會、進入群體關係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設計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無賴。人類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養或塑造一種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儘可能地把人性之惡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人類的制度不可能創造聖徒，但可以使人成為平凡的守法的講道德的人。"防惡"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圖經黑格爾到以"揚善"為目的的制度設計中，"揚善"的社會實驗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惡。凡是企圖改造人性重鑄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墮落，集權體制崩潰後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結果。
王朔：我們這兒也有過重鑄新人的試驗，而現在，遍地是無恥。
老俠：劉小楓的基督教路數，從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到對當代中國的批判。但他還希望從傳統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資源，他在《拯救與逍遙》中對屈原的論述就是此種嘗試。但我以為，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宗教情懷，沒有神秘主義，無論是楚文化還是後來的儒道佛，皆是實用主義的。屈原的《離騷》是把楚文化的巫術性神秘性納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開山之作，他的詩中的神話成分，全部服務於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劃分，什麼意象代表正面的，什麼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國的史官文化的詩文，特別糟的一點就是：把遠古的傳說和神話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東西、神秘的東西都變成了一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禮儀注釋，結果豐富的象徵變成了簡單的比喻，男女的情愛變成了"后妃之德"，人與自然的搏鬥變成了"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國文人喜歡掉書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釋成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徹底閹割了開放的多重性。《離騷》在中國詩歌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文以載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種自然現象被道德化了。從屈原開始，"香草美人之類，成為中國文人以詩發牢騷的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技巧。至於《天問》，則是中國知識人推卸責任的開山之作，問了那麼廣那麼遠的問題，無非是為自己的悲劇而追究外在責任，但就是不捫心自問："我應該負什麼責任？"這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狂妄與自我美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直到現在仍然如此。還有人說《天問》中有科學的預言，這不就跟有一陣子說《易經》中有系統論、控制論、現代足球起源於中國一個德行嗎？變著法強調，凡是世界上好的東西，我們中國古已有之。
王朔：牽強附會。
老俠：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圓滑幾乎成了一種本能的身體性反應。無論他的理論有多莊嚴，一見到對他有用的人，碰上對他有用的事兒，眼睛的光亮度、臉上肌肉的運動、嘴角的細微的抽搐，全向著諂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說什麼，語言最具欺騙性。我相信肉體的反應，言詞可以說謊，肌肉的抽搐說不了謊，除非他修鍊到卓別林的表演水平。像樊綱、陳凱歌這種大腕兒，搞經濟學引經據典，拍電影神聖莊嚴，但一上中央電視台，背的全是報紙，溜著呢。甚至那張臉那種表情那種語調都是報紙，而且是頭版頭條。這種人格極為怪誕。原來我以為這是制度性謊言造就的雙重人權，後來福柯教給我一個詞，這叫"身體政治學"。也就是無恥和溫順是血液中流出來的，不用刻意教導，不用事前綵排，他知道在什麼場合怎樣表演，本能的肌體反應。過去常說，肉體是靈魂的牢籠，而我們這兒的人反過來了，靈魂變成肉體的牢籠。靈魂一旦馴順了，就會變成肌體的下意識反應。陳凱歌拍了一部《黃土地》後就一直滿臉黃土地。
王朔：其實他們這種硬撐的姿態也挺不容易的。
老俠：最可悲的是中國的文化人當了幾千年的奴才，幾千年幫凶幫閑者而不自知。古人中只有幾個人是清醒的。一個是莊子，他是對社會、文化、政治。人生徹底的絕望，他用曳尾於泥潭的姿態輕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個祭壇，讓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條牛上祭壇去犧牲，在獻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莊嚴，而這一切只為了讓你成為獻祭的犧牲。
三顧茅廬請你出山，也是為了讓你做權力的馬前卒。所以莊子寧願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避壁，星辰為珠璣"，以大自然為墳墓，被地下的螻蟻食，這也要比走上政治的祭壇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輕鬆，就做一塊冷血的石頭。
王朔：我看中國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與老莊有關。這點魯迅看得最深。另兩個呢？
老俠：漢代的司馬遷。他雖是太史公，但因李陵案受牽連被割了那個玩藝兒，他的聲淚俱下的《報任安書》，說自己文不能為皇帝出謀劃策，武不能為皇帝征戰沙場，自己的角色不過是"倡化所蓄"而已，也就是自己是漢武帝養的那些高級妓女和優伶。但後來的知識分子，連這點起碼的清醒的自知之明都沒有，讀了幾本書，動不動就要做王者師。其實，在帝王們的眼中，從來沒拿你們當回事。唐太宗登基後，第一次科舉考試，看見下面跪著一大堆飽學之士，他哈哈一笑，說天下英雄盡入吾掌之中。還有一個嵇康，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因為山巨源來信勸他去做官。他知道官場的險惡，更知道文人做官頂天了是個高級奴才而已。後來的知識分子一代不如一代。像宋代的王安石、蘇軾、朱熹什麼的，他們做官與他的寫詩、搞學問沒什麼區別。文章是經國之大業嘛，士大夫心中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種無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與當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俠：對。"千萬別把我當人"。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