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沖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
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道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
老俠：錢鍾書的那種拒絕，我以為是一種人格上的盲點，也就是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錢學"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都請不動的地步。而我以為，一個學者總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地方，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呀。一個學人去這種學術聖殿，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你還是個學者的話。而且他拒絕的理由是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是對牛彈琴。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推崇無所不能的人格神，一個人要是聖賢，就什麼都行，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
王朔：這就有點兒過了。
老俠：錢的這種輕蔑，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覽眾山小"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不出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感覺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誠實。
王朔：好像孔子也這麼自負，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聽說錢鍾書真的有學問，會若干種外語，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學貫中西。
老俠：錢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志銘。
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子"。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藉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錢學"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的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
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經歷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問的那種評註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
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樑。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文革"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
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潮，對死去的人照死里誇，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準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準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賬，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
紀念顧准明擺著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
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文革"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準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
這些不屑於顧準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
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狠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決沒有說的那麼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學者，連史帶人帶詩一起誇。就像對待《紅樓夢》，感覺上凡是有點兒名的上層次的文人都寫過《紅樓夢》，劉心武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恨不得連書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義，附庸風雅到這種地步，是個東西經這麼一誇也就不是東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樣子，成了個垃圾桶。中國知識界的附庸風雅、攀附權貴在造就一個個偽君子的同時，也製造著一個個垃圾桶。把人誇得不是人了，而中國又沒有神，你說他成了什麼，垃圾桶。《紅樓夢》並沒有優秀到字字珠璣的地步，曹雪芹就好賣弄他的文采，動不動就開個詩社什麼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沒有幾首能讀的，佔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學術界的這種浮誇沒有感情，沒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風雅玩文字遊戲，弄到最後把人誇得一個個面目可憎。魯迅，四九年後愣被捧成個神，一個大垃圾桶，什麼垃圾都往魯迅身上堆，這麼多年的魯迅研究大都是垃圾。這固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現在看，附庸風雅也難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這樣與學問無關的人，對魯迅的反感就是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輕人都有與我類似的感覺。當年魯迅說最惡莫過於"捧殺"，他自己身後的命運正應了他當年的咒語。
老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遺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聞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勞改。她是50多萬的拒不認罪者，l960年因參與所謂"反黨反革命小集團"而入獄，1962年"取保候審"，同年12月再度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她曾向北大校方發出質問：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她還在臨終前自信地寫道："揩吧！揩吧！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難者的血跡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