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大眾文化其實也很苛刻，它的那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傳統的，就這麼一套，誰也動不了，根本動不了。主流文化也好，純文學純學術也好，都與大眾文化有種心有靈犀的相通，雖然它們各自隱藏在一個不同的話題後面，但真要變成赤裸裸的，也很難看。我一開始對大眾文化抱有點幻想，我以為錢是最乾淨的，以為它是一種力量，能摧毀某些東西。如果在大眾文化中真能加進一點自己的東西，它的巨大的傳播能力肯定是建設性的。可一搞上就發覺它也是僵硬的，搞不進去，特別奇怪。
老俠：為什麼搞不進去？以你這麼多年在影視圈中蹚渾水的豐富經驗，搞不進去的癥結在哪兒？
王朔：後來我發現它實際受制於某種東西，它的迴旋空間一點都不大。
老俠：如何受制？
王朔：就是不許冒犯呀。干來干去，我了解了這個規律，就要服從這種規律，只有服從才不會出錯，不出錯才能混下去，才能掙到錢。我寫小說那陣，我初涉影視圈渾水摸魚時，我是被審查者，別人教我如何在這行當中混才能混成個"腕兒，混出個體面人"。時間一長，我也習慣了，麻木了，也以"老人兒"的姿態教訓別人了。當我面對年輕的作者時，也扮演起檢查者的角色。我要告訴他：你這樣不行，就要犯錯誤。挺噁心的感覺。我由一個被審查的受害者混成教訓別人的審查者。
老俠：這種機制對人的改造類似於商場。從拎包的變成讓別人拎包的。
王朔：對。我發覺弄到最後，我就沒回味沒標準不知道好歹了。弄出來的東西中規中矩，一點真東西也沒有。圓滑的東西，八面玲瓏的東西，極盡媚態非把人往死里俗的東西，全成了好東西。
老俠：各電視台，特別是中央台的各種綜藝節目各種晚會就已經很有港台的外包裝了。港台文化的大舉登陸實際上是九十年代，這些東西就是製造歌舞昇平的氣氛，叫甜甜的軟軟的飄飄的東西把不滿消解掉、融化掉。大陸現在的所謂的各種"腕們兒，影視的。歌壇的、文字的……已經被電視台的節目一勺燴了。除了像你啦。崔健啦這樣的。凡想堅持點兒自己的東西的人，都在大眾文化與主流之外。
王朔：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大眾文化真正的高潮還沒到。原來我覺得咱這地方的大眾文化高潮的到來還有一個心理適應期，比如對外國文化。但現今一看，咱們對港台的東西沒有什麼不適，不需要一段適應期，它可以直接引起共鳴。其實我認為中產階級。小康社會的這種趣味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以前對外國的資產階級文化還有那麼點心理障礙，但對港台的卻沒有，一點兒沒有。大眾文化這東西無非是讓你放鬆、舒服，甭管怎麼干，舒服就行。所以只要他放開這個口子，高潮還在後面。
老俠：湖南衛視和一些地方台上星，已使它們的收視率直逼中央台了，弄得中央台也要尋求改革了。這是好事，媒體霸主的讓位，收視率下降，廣告費跟著下降，最後逼著它向港台那邊靠。
王朔：現在的大眾文化扮演的是一種戲子幫閑的角色。八十年代剛開放那陣子，沒有什麼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分，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種文化。
老俠：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劉心武是大眾文化，《班主任》、《傷痕》的影響多大呀，人人都在談，人人都激動，後來的任何大眾文化的流行品也難望其項背。那時大眾的精神消費品，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種權威性的、教訓式的腔調，與關於真理討論的理論相映成趣。他們以為他們的東西提供給社會的就是真。善、美，就是獨一無二的社會真相與人生真諦。還有一批話劇也極為轟動，像懺無聲處》。當時社會廣沒有太多可看的，從民文學人《大眾電影》發行一百多萬，人們簡直看瘋了。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港台的大眾文化如鄧麗君的歌，電影《三笑》。外國的大眾文化如電影《追捕》、《生死戀》等也同時進入。鄧麗君在當時還是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偷著聽，但她的歌聲唱軟了一代人的靈魂，"文革"時期的鋼鐵戰士被唱成多愁善感的男生女生。人們突然發現生活中並不只是沉重的東西，並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訓導。
王朔：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場關於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化的大討論。許多知名人物都魚貫登場。
老俠：王蒙、劉賓雁、劉心武、劉再復全出來了，以捍衛文學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應對大眾文化的衝擊。在瓊瑤、金庸的小說進來之後，如決壩的洪水，席捲全中國。那批文壇上的教皇級牧師級人物馬上感到自己的寶座和講壇處在危機之中，再也做不成大眾的主角。大眾的導師、大眾的救世主了。所以他們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金庸、瓊瑤那麼庸俗的東西居然大受歡迎。
王朔：確實很平庸，但老百姓喜歡，又是新鮮事物，對文化主流的衝擊在當時還有點兒積極意義吧。
老俠：不光是言情和武俠，八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批年輕新銳提出玩文學的口號，還有崔健的《一無所有》也造成了衝擊。
王朔：玩文學的那些人就是劉索拉、徐星，後來的馬原、余華他們吧，實驗小說，先鋒小說，嬉皮文學。
老俠：高行健的話劇、田壯壯、陳凱歌的電影也是當時的先鋒藝術，現在看來應劃入大眾文化。你也屬於文學的玩主。
王朔：我當時還言情吶。那時對我有個污辱性的稱呼，叫"大陸瓊瑤"。那時我寫《空中小姐》、寫《浮出海面》，都是言情呀。全是讀者，淚光閃閃的。
老俠：後來才露出猙獰，《動物兇猛》。你八十年代對我說，咱現在是個小婊子，得立個大牌坊；等咱玩成大婊子了，就立個小牌坊；等咱玩成名妓了，咱就不要牌坊了。由媚俗到本來面目的道路挺漫長的。
王朔：都是中了"靈魂工程師"們的毒。
老俠：先不談你自己的創作和大眾文化，先談別的。以後我要拷問你的靈魂，看你能否真的出竅。
王朔：我已然和他們劃清界限了。
老俠：當時的港台衝擊，對人人都想成為意識形態的霸主。文化話語的權力的主導者的局面是洪水猛獸。有人說是對主流文化的"解構"，包括你從《頑主》開始的小說。但我個人更願意用"顛覆"這個詞，口感好，有嚼頭，過癮。瓊瑤的軟綿綿。金庸的打打殺殺，一下子把那些還在爭奪文化主導權的大小作家。知識分子架空了。大眾不看他們，背對他們，侯德健在電視中那副頹廢虛無的尊容，人們不再聽李谷一，不再看《愛情的位置》那類愛情說教詞，不再看《高山下的花環》中的戰爭，都去看男生女生的卿卿我我，大俠小俠的打打殺殺，都去聽《酒干倘賣無》。《一無所有》。高中生、大學生，曾是劉賓雁們最忠實的讀者，現在卻買全瓊瑤、金庸的作品。從這時開始，中國文化市場上才有了真正的通俗文學與主流文學之分。當時的通俗文學還是非主流，還有人出來想滅了它。中國逐漸變成了一個大市場、大遊樂場、大工地，連大學校園都出現了夜晚的彩燈與噴水池以及類似自由市場那樣的小商小販。這種氣氛，老百姓喜歡，領導也不討厭，於是到了九十年代，大眾文化成為主流。它的顛覆性已變成了媚態。
王朔：我九十年代初也是媚態可掬那類的。
老俠：不光是媚，而且智商也快降到零了。對了，想問一下，你對自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的責任感，有什麼自我期許？
王朔：沒有，起碼明確的沒有。我感覺寫作是和別人無關的，作為公眾人物不會妨礙我的寫作。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當然跟大夥意見一致的時候，就沒必要講了。就是跟大家意見不相同時，我覺得這得說說。
老俠：有人說，只要大家喜歡，就是好東西。
王朔：我不同意這個。有的東西，我指大眾文化製造出來的流行，不管有多少人喜歡它、離不開它，像有人為它辯護時說的那樣，我還得講，那也不見得是好東西。我曾身在其中，跟著哄，害人又害己。
老俠：其實呀，沒人會認真對待這東西，都是一樂一哭一感傷一痛快就完了。
王朔：我再說兩句，就是大眾文化這個話題，大眾文化的傳播問題。你以為它讀者多就影響大，你以為它能把你的東西傳遍五湖四海，實際上它只是過眼煙雲，一吹就散，它只是跟著哄，而且會在傳播中不斷地歪曲你、製造你、遠離你，最後弄出個與你沒什麼關係的你。
老俠：把人弄得面目全非？
王朔：我覺得有兩種態度。有一種是對自己生活的一個基本認識。這個認識，實際上我自己開始時也沒弄清，是通過寫小說逐步把它弄清了。這裡頭不包括當下人的看法，或者說當下的流行的看法在我的小說里還不夠檔次。我不能把那個東西太在乎，不能過分看重它，更不能讓它左右我的創作。但是當下人的看法通過大眾媒體，電視啦，報紙啦，特別是那些小報，向外傳得特別快。這是利用大眾文化能夠獲得的效果。但傳播得快和廣，並不一定給你帶來的全是得分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