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你的寫作路數，所謂被學院派稱為痞子文學的路政，在你還未涉足影視圈時，跟大眾文化實際上是兩回事，跟瓊瑤、金庸沒什麼關係。你的墮落是從進影視圈開始。瓊瑤、金庸誰想看想讀就隨便吧，但不能把他們吹到經典的高度。其實，你在中國文化界的角色很奇怪，你是大眾文化中的"腕兒"，你的小說把中國人的生活狀態，那點本性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你就惹惱了學院派，也激惱了傳統意識形態派，中國的文學中怎麼能出來痞子呢？《紅樓夢》中有薛潘這樣的流氓，但更有寶哥哥林妹妹的纏綿。你王朔的小說怎麼就這麼談戀愛，連蒙帶唬帶騙的。真實一旦赤裸裸，很難讓人接受，看著就扎眼。
王朔：所以我就覺著，他們現在的這個道理跟過去的文學觀念沒什麼區別。他們說得沒錯，就是說一個作品要有高尚的意義，即使寫頹廢的人和生活，作者的態度應該是積極的。向上的，批判性的。而不是就那麼寫出來就完了。他們覺得，作者對這種人這種生活沒有明確的否定態度，就認定你是跟丫的一夥的，一丘之貉，狼狽為奸。在這點上，他們和某些主管要求的是一回事兒，他們的想法都一樣。只不過官員用意識形態語言，他們用學術性的語言。
老俠：文以載道，一以貫之，從古到今。不過，有人現在把你的東西與馮小剛做對比。你自己認為你與馮小剛一樣嗎？
你們不是在一起弄公司、又弄電視劇電影嗎？
王朔：這樣說都是個誤會。我承認我下流過，但我不承認我與馮小剛一樣。實際上這種說話方式本身確實是北京人的方式，但態度上還是有區別的。當然我可能說我琢磨著要憤世嫉俗，琢磨著……什麼的，但北京話本身就有取巧討好油滑的一面，這種語言本身也有取悅別人的意思。北京話中有一種無恥的東西，他半真半假地說話。你呢，機靈點兒的，他就把話往正里說；你要不機靈，他就涮你。這是看人下菜碟兒的一種說話方式。只要你聽出他這個話里有打算冒犯的意思，他馬上把這個話轉過來恭維你；你要覺不出來，他就轉過來涮你。我是知道這種話有雙面含義的，在過去，我傾向於嘲笑式的，認為誰也聽不懂，感覺上像在說"黑話"，誰也不會知道我到底說的是什麼。當然，大家知道你在說什麼。然後呢，在電視劇中，大眾文化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就是你必須取悅大眾，你絕對不能拿人家開涮。所以大眾文化就把北京話中取悅人的那一面發揚光大了。這一面的話開始就說多了，找一點兒壞心眼兒都沒有，我就是跟你開玩笑，就是大家都活得挺累的，我拿這話使大伙兒輕鬆一點兒。最後就變成了善良的小人物的一些善良的俏皮話。在我的小說中，這一面原來其實就有，只不過被那些嘲笑的話給壓住了。一到電視劇，嘲笑的對象沒有了，也壓根不想嘲笑誰，就把這一面發展起來了。
老俠：《編輯部的故事》中還有你小說語言的東西，那種把政治大道理漫畫化甚至小丑化，雖說不上是政治幽默，但看育聽著總是有所指的嘲笑著什麼。這種東西到了英達的情景喜劇，已經沒有了，只剩下無聊的逗樂了。
王朔：其實，北京話中的逗大家樂的一面後來就發展成賀歲片，這之前是情景式喜劇。讓大家高興，像趙本山一樣，只不過那邊說的是東北話，這邊說的是北京話，其實是一回事，部是小丑式地逗樂兒。
老俠：趙本山的小品有時挺惡毒的，什麼哪兒爆炸、哪兒緋聞、哪兒換總理……說著說著突然一變，語調高亢"風景這邊獨好"！
王朔：現在這都是程式了，話里話外地要點撥點什麼，迎合點兒什麼，有時甩出去，不知道甩到哪兒去了，甩到國家，甩到民族，甩到國際關係，也有可能。甩到哪兒，他就得說兩句好聽的話，就像你剛才說的趙本山他們那種"風景這邊獨好"什麼的，郭達他們的"倒著刷盤子"什麼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這種嘲笑中已經沒什麼了，就是一種北方方言，供大伙兒一樂的俏皮話，就是這麼一種東西。
老俠：有點兒像美國"脫口秀"。
王朔：最後變成這樣子。我想還會有很多人願意看，覺得看這個解悶就有意思。我認為它就涵蓋北京、北方的一些地區，南方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老俠：我覺得你使這種口語在大眾文化中流行起來，給很多人找到個大飯碗。把話這麼一說，大家都愛聽，一有了觀眾，就有了錢，那咱們就都這麼說。你初涉影視圈，參與策划了《渴望》，但你沒寫。《編輯部的故事》是一個特例，有些東西還挺尖銳的。到了《過把癮》就開始糟踏自己了，讓人家把個挺殘酷的東西生生改成了一出特煽情的大團圓式的東西，等到《愛你沒商量》已是窮途末路，再也走不下去了。馮小剛他們接過你的茬慢慢說，把你的話中帶刺有毒陰損的東西全洗乾淨了，原本是一碗咸澀參半的水，最後變成了一碗蜜水了，而且這個甜度還挺適度，大家喝下去不覺得太甜，挺舒服的。你的語言的殺傷力，話的背後讓別人想點兒別的語言，全沒有了，只剩下一笑了之了。看來，大眾文化有它自己的凈化功能，再尖銳再深刻的東西一進入大眾文化，就變得圓潤、淺顯。有益消閑，而這，正是大眾文化最險惡的地方。別指望可以透過它說點兒什麼，它就是什麼也不說，笑笑而已。
王朔：有時候，我覺得語言這東西，怎麼說呢？拿女人做比較好像有點兒不公平。這麼說吧，語言這東西它本身沒有什麼性別，全看話語的對象了，沒有了對象語言就失去了力量。
這個對象給人印象深，特別醒目時，你沖它說的話也就顯得深刻醒目。如果變成沖著大眾的錢袋，還是這些話，但那種味道就沒有了。並不是語言本身得到過修正，而是就看這個語言沖什麼對象去說。你沖它說，就有鋒芒。你沖大眾，就什麼也沒有了。大眾是一個極具吞噬力的東西。因為立群體龐大，天生據有合法性。在它面前，所有的東西都顯得溫順了，你給他的東西一定是迎合它的它才會認你。
老俠：好像是某位大革命時期的人說過：人民本身的合法性無須論證，不因為別的，就只為它是人民。
王朔：就說語言也是這種東西。我覺得甚至這種轉化與作品的內容無關，就是一種語言上的自行轉化。那時候的"痞話兒"轉到賀歲中就成了"樂兒話"。這個語言本身轉化的幅度沖不大，但是就因為對象不同了，它就由"刺兒話"變成了一種添彩兒的，喜慶的。取樂的，讓你過節時聽完高興的……這本來是給你添"堵"的話，改在過節說，你就不覺得堵了，你就高興了。我現在覺得它沒什麼，但它肯定或應該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定的票房。
老俠：大眾文化要的就是票房，什麼能掏出人民兜里的錢化來什麼。
王朔：但是這個東西長不了。現在就能感到威脅它的那個東西正步步逼近。就是現在的小孩呀，包括北京的小孩兒，已經是一口港台腔了，這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進來了——瓊瑤、金庸。那會兒還談不上港台語言的普及化，現在不同了，孩子們都迷港台腔。就說北京的"零點樂隊"吧，他們就管港台文化的到來叫新文化運動，它直接威脅到北京既有的說話方式。
小孩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港台化了。港台文化才是大眾文化的正根，舊中國的那點兒東西，全在它那兒啦！
老俠：就是上海灘的那些。有個搞流行音樂評論的說，中國通俗歌曲有三個高峰：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周璇，七十年代台灣的鄧麗君，八十年代北京的崔健。我看前兩個高峰還能看見，至於崔健，他自己一直對通俗歌曲嗤之以鼻。他的反叛性只能贏得一時的大眾，無法長期討好大眾。
王朔：人家進步得多快呀，隨時間走。而你崔健還在吶喊、吼叫，把嗓子弄劈了刺激得人家睡覺做噩夢。本來，崔健唱那種旋律優美的歌特好聽，順著最初的路子走，今天就真是第三個高峰了。但這個小子偏不。你吼叫，大家只拿聽歌當樂看，誰還買你的門票。
老俠：九十年代中期，崔健就意識到這點了。他的《一無所有》大家都喜歡，一直喜歡。一九八六年剛出現時，那歌特有震撼力，反抗著、迷惑著的青年人人說我一無所有。後來都小康了，掙錢了，享樂了，又唱了那麼多年，連崔健自己也膩了。那次在山東，聽眾齊聲高喊讓他唱《一無所有》。崔健故意問：想聽什麼？下面高喊："一無所有。"崔健居然在台上說：我就他媽的不唱。他是要保持與大眾的距離，盡量把自己跟那些只想取悅大眾的歌手劃一道界線。
王朔：大眾文化的討厭就在這兒。崔健的那個《一無所有》本來是一個很原初的東西，沒有成心去媚俗，當時的流行也是作為一代人反叛的象徵。而現在卻成了一個經典流行歌！
就跟"甜蜜蜜"一樣了，在觀眾的心目中變成與港台歌星一樣的東西。他不唱，就對了，不讓大眾有回味的樂趣，就扭著。
老俠：過去，剛開放那陣，劉心武的東西作為大眾文化，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抽象的為人民服務上的。可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