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你的創作，從《頑主》才開始找到自己，那你怎麼就從《空中小姐》《浮出水面》……從這種下三流的言情一下子轉向了對偽崇高、對主流意識形態、對流行的文化時尚（如詩人啦、學者啦、尼采啦、弗洛伊德啦）的調侃上了。你的所謂被稱為"痞子文學"的東西，實際上具有很強的顛覆性，《千萬別把我當人》就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頑主》中的謊言與無恥就是許多人的基本的生存策略與技巧……如果說你的這些東西沒有一種類似宗教關懷的東西支撐著，你是靠什麼進入這種狀態的？
王朔：靠真實，自己生活的真實狀態，耳聞目睹的周圍人的生存狀態。剛寫小說那會兒，我的文學觀念非常錯誤，認為文學就是虛構，虛構就是說假話。當然"靈魂工程師"們。理論家們。編輯們不這麼說，他們管這種叫作藝術真實，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啦，藝術的升華，給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時候編輯們就是這樣跟我談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有個老編輯，挺有名的，當過副社長，反右時也當過右派，主管當代小說的，他就是這樣跟我談的。好像是秦什麼吧。
老俠：秦兆陽。
王朔：對。就是秦兆陽。我的一篇小說後面沒有結尾。他說這個主人公總要有歸宿呀，而我的人物沒歸宿，只寫了他那點事，寫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歸宿，動筆時就不知道，完稿時也沒想出歸宿。秦兆陽說這樣可不行，你這個人物要升華，要給人以意義什麼的。他當時說的話好像比這說得還寒磣，什麼要塑造一個新人。我那時也不知道小說該是怎麼個寫法，經他一點撥，我似乎明白了點兒，我接受了這種文學觀念，要有一個光明的尾巴，要給人希望。可這光明和希望在哪兒？那我就只能編了，那個結尾完全是生生製造出來的。怎麼讓他升華呢？從我寫的事兒中升華不出來，就只好讓他突然精神升華，想起當兵的時候，壯懷激烈，愛國、有理想，都說到這上去了。我也想過能不能讓他對自己的現狀不滿，不也是一個升華，最後他想自己再不能這麼活下去了，渾渾噩噩的，反正要下決心改變自己……也等於我給讀者有個交待。而實際上我的生活經歷中沒有那東西，沒升華這回事。
老俠：當時流行的文學觀念就這樣。在大學讀書時，凡是講到資產階級作家，老師都要批判兩句，最一致的批判是說那作家只揭露了黑暗，卻沒有為讀者提供一線光明的希望。自然主義不可取，現實主義有局限，浪漫主義太空泛，只有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確的。
王朔：科班出身的受過系統的洗腦，像找這種沒受過系統訓練的人，說假話是說不長的。我想我要是上了大學，念了點書，再跟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們學學，學一些方法、技巧，諸如如何升華、如何畫龍點睛什麼的，我想我也許能容易一點，起碼這樣做沒什麼困難。所以經他這麼一說，我就覺得自己沒法寫了。言情故事剩下的一條路就是走瓊瑤的路，找幾個母題，像灰姑娘呀、羅密歐與朱莉葉呀、茶花女呀，然後批量製作，真賣了大錢，我也就可能這麼幹下去了，最後也就變成那樣的寫手。可能，非常可能。幸運的是我沒有去找。我知道我自己過的是另外一種生活。咱們這圈子，不是你想說真話就能說，也不是你知道某些事就能為了說假話而說假話，我必須面對的是：我的書面語言庫中沒有一句真話，你不用有目地地做假，一說就是假的，而你用這種語言庫的語言說真話，聽著就跟假的似的。就在這種時候，你可以說是一種失語狀態吧。要說話，你就非得說假話，你也只會說這種話，但這種話明擺著不是我想的那意思，我要說的事用這種話就說不出來，所以我只能用開玩笑的方式、調侃的方式說，我用這種方式是想讓對方知道，我說這些不是真的，別往真的裡邊想，別那麼實在地想。
老俠：你的語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辭彙，也有當時時髦的外來同匯，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辭彙和新時期的尼采們放進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語中，於是你的語言顛覆的毀滅性剩下的只是價值廢墟。
王朔：其實在我們之中是有那麼一種說話方式的，我覺得大家都是很空虛很頹廢的，我找的這點兒樂兒呢……這種現實調侃多了，以後是有一個全面懷疑。但那個時候我甚至不敢懷疑。當然，現在我以為，懷疑就懷疑了，懷疑假的東西不需要什麼大智慧，沒有的東西一旦看穿了，就是什麼也沒有。我一直覺得要是有機會，假如我成一個發稿容易的作家，我就寫一個真的。在這之前我在語言上一直處於搖擺當中。有的編輯跟我講，正經小說的語言不認我這樣的口語。現在這種口語在最早時我沒弄過，我一直跟著那時的文學觀念練一種優美的文學語言，那個文學語言那叫個優美啊，我就是用這種優美寫出特寒磣的小說，就是學來的特別優美的學生腔的。當然幸虧那編輯也是一個正經人，他說你這個語言也不叫東西，他沒給我發。要是他那時候給我發了，我照著走下去，沒準就是大陸瓊瑤了。我後來的口語，是因為我沒有練出一種文學語言來，無奈之下只好揀自己最熟悉的最順手的東西用了。
老俠：按照當時的文學觀念練一種優美的文學語言的人，大概早就被廢了。但是余秋雨的那種優美不也很暢銷嗎？看來，咱中國人還是熱愛優美的，這叫痴情不改。
王朔：我的文集中大概還有一篇東西有那種優美的，我自己非常不想收進去，但編輯說你應該收，也把你的寒磣給人瞧瞧。後來，我就覺得怎麼就不能說真話說人話，怎麼就非編個故事出來，那種程式化的寫作對我來說不是非常抵觸，只是我覺得寫起來困難，不順手。我後來的寫作受到一些具體東西從反面給我的啟發。比如，有一次我看電視，是蘇叔陽和舒乙兩人做的一個電視節目。好像是專家們點評小品。節目的前半部是一個小品，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揣著兩隻手。男的戴一無樞的眼鏡，扭扭捏捏的那意思就是說愛她，但他就是說不出來，張不開口。那女的就等著他說，他就是不說。倆人就那麼膩膩歪歪地不走。最後那女的有點兒急，問你還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那男的嗯嗯嗯的，那女的說：那我走了。剛要轉身走，倆人就膩一塊去了。這完全是倆人起大膩，就是為了起膩而起膩，討厭之極。最給我啟示的是，那小品一完，露出蘇叔陽和舒乙，一本正經地開始教訓觀眾，他們說：你們看，這就叫中國式的愛情。他們開始給大家講，我們中國人的含蓄，這含蓄的美，我們的那種萬語千言盡在不言中……等等，講了好大一通。我當時坐在那兒都看傻了。那種關係描繪得非常不真實，起碼就我所見的我認為不真實，這麼不真實的東西還要提升到民族美德的高度，就更假模假式了。我倒覺得，反正我覺得中國人的豪氣，在兩性關係中往往表現在女性身上……
老俠：像杜十娘、崔鶯鶯、林黛玉……等等。從《詩經》開始就是女人豪爽，敢恨敢愛。關鍵時刻，中國的男人、特別是士大夫讀書人都很猥瑣。中國男人的豪氣只表現在暴力上，像武松、張飛、魯智深、李逵……
王朔：沒錯兒。好像真正豁出去的，都是女的。女的總是先豁出去了，男的弄得不得不跟著或者很尷尬。男的總是猶豫，總要留點兒餘地呀、退路呀……在兩性關係中，比較強烈的是這種，而不是那種互相扭捏的。那時候已經到了開誠布公了，互相就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什麼是中國式的愛情，我撲來的感覺是，沒有一個所謂中國式的愛情。就是張三和李四，王五和趙六的，是具體的某個人與某個人的，不一定他是中國人就必須這樣。到了寫《頑主》的時候，已經有人開始向我約稿了，《收穫》什麼的約稿。既然有人約我稿，我就由著性子來啦。我本來想寫一個騙子故事，他們真正的弄了個公司行騙，甚至最後我還想落到教育意義上，就是結尾時他們痛心呀後悔呀內疚呀什麼的。但寫到後來，我寫不下去了，就是說完了，就此收筆。你再往下編實在編不動了，你前面寫了真的東西，再想放進虛假的東西就放不進去了，只要對自己誠實點兒的人，都放不進去。最後就停在這兒，完了。出來以後呢，覺得挺輕鬆的，沒和自己過不去。
老俠：有人約稿的感覺，大概就是你說的玩成大婊子的感覺，可以立小牌坊了。
王朔：我倒是覺得《收穫》在當時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勁勁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穫》它不是來信說讓你加上個光明的尾巴。
從《頑主》開始，就沒人再要求我加什麼尾巴了，沒人這麼說了。其實在這之前，寫《一半火焰……》的時候，我給了《十月》，《十月》這樣的刊物都跟我講，你的這個故事就這麼完了？你這個人物得學好呀。到了《收穫》時，我才開始感到一種寫作的自由的快樂。嗨，可以沒人管了！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了，而且這東西出來了以後，甚至還有些人叫好。當然，《頑主》發出後，我聽到的第一反響是認為不好，是那幫看言情的讀者，一看這不是寫一幫流氓嗎？怎麼能這麼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