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說的最後一句話證明移民們的猜測是正確的。他有一段傷心的往事，看起來他象是已經贖清了自己的罪惡，然而他的良心還沒有寬恕自己。不管怎麼樣，這個罪人還是感到慚愧，他懺悔自己的過去，他的新朋友們熱誠地想和他握手；而他卻覺得不配把自己的手伸給這些忠實的人！不過，經過美洲豹的事件以後，他沒有再回森林，從那天起，他連「花崗石宮」的範圍以外都沒有出。
他的一生究竟有些什麼秘密呢？陌生人將來會談出來嗎？這都只好等日後再看了。然而大家都一致同意，決不追問他的秘密，他們要顯得毫無疑慮的樣子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們的生活和以前一樣，繼續了好幾天。賽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萊在一起工作，有時候當化學師，有時候做實驗家。只有和赫伯特一同去打獵的時候，通訊記者才離開工程師，因為再讓少年在森林裡單獨行動未免太不小心了；他們必須隨時當心。納布和潘克洛夫有時在廄房和家禽場，有時在畜欄，再加上「花崗石宮」里的工作，他們從來也不會沒有工作干。
陌生人還是單幹，他又恢複了往常的生活，一向不來吃飯，睡覺就在高地的大樹底下，絕不和夥伴們發生聯繫。居民們挽救了他，然而他們的集體生活對他說來，卻好象是不能容忍的！
「可是，」潘克洛夫說，「他又為什麼要人們去援救他？為什麼要把那張紙條扔在海里呢？」
「他會解釋給我們聽的。」賽勒斯·史密斯老是這麼說。
「什麼時候？」
「也許比你想的要早一些，潘克洛夫。」
果然，他自己坦白的日子接近了。
12月10日，也就是他回到「花崗石宮」附近來的一星期以後，史密斯看見陌生人向自己走來，用平靜而謙遜的聲調說：「先生，我請求您一件事。」
「說吧，」工程師說，「不過首先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陌生人聽了這話，臉立刻漲得通紅，打算往後退。賽勒斯·史密斯知道這個罪人腦子裡想的是什麼，毫無疑問，他怕工程師問他過去的一生。
史密斯攔住了他。
「夥伴，」工程師說，「我們不僅是你的夥伴，而且還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能相信這一點，現在你有什麼話說給我聽吧。」
陌生人一手捂著眼睛。他渾身顫抖著，一時說不出話來。
「先生，」他終於開口了，「我請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離這兒四五英里的地方，你們有一個養家畜的畜欄。這些家畜需要有人照料。您能讓我住在那兒嗎？」
賽勒斯·史密斯非常同情地注視著這個不幸的人，過了一會兒，然後才說：
「朋友，畜欄里的廄房只能勉強住牲口。」
「對我就非常合適了，先生。」
「朋友，」史密斯說，「你做什麼事情我們都不限制。你願意住在畜欄里，那也可以。然而，我們總是隨時歡迎你住到『花崗石宮』里來。可是既然你要住在畜欄里，我們就必須給你整理一下，讓你舒舒服服地住在那裡。」
「不要管那些，我自己會安排得很好的。」
「朋友，」史密斯說，他總是故意用這個親密的稱呼，「這件事該怎麼辦才最合適，你應該讓我們決定。」
「謝謝您，先生。」陌生人說完以後，就走了。
工程師把他的提議告訴了夥伴們，大家一致同意在畜欄里蓋一所木頭房子，他們要把它蓋得盡量舒適。
當天，移民們就帶著必要的工具一齊到畜欄去，不到一個星期，房屋已經落成，只等房客搬進去了。這所房子蓋在離獸棚大約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裡照看羊群非常方便，現在畜欄里已經有八十多隻羊了。他們還製造了一些傢具：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條板凳、一隻碗櫃和一隻箱子，又拿了一支槍、一些彈藥和工具到畜欄里去。
陌生人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自己的新居，他讓居民們在那裡工作，自己留在高地上，毫無疑問，他想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由於他勞動的結果，整個的地面都已經翻鬆，只等到時播種了。
12月20日，畜欄里全部收拾好了。工程師告訴陌生人他無論什麼時候搬都可以，陌生人答應說當天晚上就到那裡去睡。
這天傍晚的時候，移民們集合在「花崗石宮」的餐廳里。這時候是八點鐘，他們的夥伴就要和他們分別了。居民們怕由於他們在場，陌生人勢必要向大家辭行，這樣也許會引起他的難受，於是他們把陌生人單獨留下來，都回到「花崗石宮」裡面去了。
他們在大廳談了幾分鐘，突然聽見有人輕輕地敲門。陌生人立刻就進來了；他沒有什麼開場白，張嘴就說：
「諸位先生，在我離開你們以前，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歷史。我告訴你們吧。」
這幾句簡單的話使賽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夥伴們深深感動。
工程師站起身來。
「我們並沒有要求你，朋友，」他說；「你有權利保持緘默。」
「我應該談出來。」
「那麼，坐下吧。」
「不，我要站著。」
「你說吧，」史密斯說。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個光線微弱的地方，他沒有戴帽子，兩手交叉在胸前，擺好了這種姿勢，然後，就好象逼迫著自己似的，開始用一種暗啞的嗓音講起來，在講的過程中，他的聽眾一次也沒有打斷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蘇格蘭貴族格里那凡爵士的遊船鄧肯號停泊在澳大利亞西海岸南緯37度的百奴衣角。遊船上有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個英國陸軍少校、一個法國地理學家、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這兩個孩子是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一年前格蘭特和他的水手們隨著不列顛尼亞號一起失蹤了。鄧肯號的船長是約翰·孟格爾，船上一共有十五個水手。
「遊船到澳大利亞海岸來的原因是這樣的：六個月以前，鄧肯號上的人在愛爾蘭海撿到一個瓶子，裡面裝著一張紙條，紙上寫著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說，不列顛尼亞號遇險以後，還有三個人活下來，那就是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個水手，這三個人流落在一個海島上，紙條上註明著海島的緯度，然而寫著經度的地方卻被海水侵蝕了，已經認不出來。
「這個緯度是南緯37度11分，雖然不知道經度，可是只要不管大陸或海洋，一直沿著37度線前進，最後一定能夠找到格蘭特船長和他的兩個夥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國海軍部遲遲不去找他們，格里那凡爵士卻決定要盡一切力量把船長找回來。瑪麗和羅伯爾·格蘭特，這兩個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聯繫。於是爵士的全家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準備乘鄧肯號汽艇遠航。鄧肯號離開格拉斯哥，向大西洋進發，經過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一直來到巴塔戈尼亞；他們原先看了紙條，以為格蘭特船長被當地的土人擄去了。
「鄧肯號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亞的西岸登陸，然後遊船開到東岸的哥連德角去等他們上船。格里那凡爵士沿著37度線橫穿巴塔戈尼亞，一路並沒有發現船長的蹤跡。於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橫渡大西洋，繼續尋找。
「鄧肯號一路經過透利斯探達昆雅群島和阿姆斯特丹群島，但是都沒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經說過，它到達了澳大利亞的百奴衣角。
「格里那凡爵士打算象橫穿美洲一樣穿過澳洲，於是他登了陸。離海岸幾英里的地方，有一個愛爾蘭人的農場，農場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里那凡爵士向愛爾蘭人說明了來意，並且問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經有一隻叫做不列顛尼亞號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亞的西海岸一帶沉沒。
「愛爾蘭人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沉船的事情；然而，沒想到他的僕人中突然有一個人走上前來說：
「『閣下，謝天謝地！如果格蘭特船上還有人活著，那麼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亞一帶。』
「『你是誰？』格里那凡爵士問道。
「『和您一樣，閣下，也是蘇格蘭人，』僕人說；『我是格蘭特船長手下的一個水手——不列顛尼亞號船上的遇難人。』
「這個人名叫艾爾通。根據他的證明文件，不錯，他是不列顛尼亞號的水手。可是就在觸礁的時候，他和格蘭特船長拆散了，直到當時，他始終以為船長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顛尼亞號唯一僥倖脫臉的人。
「『不過，』他接著說，『沉船的地方不是澳大利亞的西岸，而是東岸，如果象紙條上所說的那樣，格蘭特船長確實還活著，那麼他一定已經被當地的土人俘虜了！我們應該到東岸去找他。』
「這個人說話直率，看樣子他很有把握：他的話似乎是不會錯的。愛爾蘭人僱用他一年多了，也證明他忠實可靠。因此，格里那凡爵士相信他是誠實人，就按照他的意見，決定循著37度線，橫穿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