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4年
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鄧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一直是鄧的上級。但陳沒有鄧在"文革"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高層人物中，彭真、葉劍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們都缺少鄧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年長七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和李都表示堅決支持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的風格與毛截然不同。毛總是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善於掩飾自己，鄧則儘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祥。鄧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級領導幹部問題時，鄧也絕不心慈手軟。
與毛和華不同，鄧堅決抵制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志"，而不是什麼"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有兩個突出的長處：他目光遠大；他規定，對所有計畫與建議的可行性都要先進行試驗。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日期，把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有條件把眼光放得很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麼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鄧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繫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只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畫，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
鄧在國際上的威望來自於他所積极參与的外交活動。在這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傑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
之後，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這些談話中，鄧反覆強調三點。第一，十年動亂已經結束，而且不會再重演；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願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於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並在國際舞台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國的領導層明顯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年邁的革命領導人，他們認為自己有權監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鄧提拔的擔任重要職務的較年輕的領導人（也只是年輕半代）。從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大多數董事都不擔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後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但是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人數依然不少，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數甚至占多數，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87年。
老一輩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陳雲、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陳雲1905年生於上海市郊區，當過商務印書館的排字工。他和鄧小平同一年人黨（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員，比鄧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時期以外，他一直擔任高層領導。80年代，隨著他50、60年代的許多講話公開出版，奠定了他經濟決策者的穩固地位。但他不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始終堅持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堅持黨的領導和黨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經常扮演傑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會議上，他力主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陳雲老年時的照片看起來很憂鬱。多年來一直傳說他身體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時一點也不憂鬱，也不讓人覺得陰沉沉的。他經常面帶微笑，而且說話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和市場比喻成籠子和鳥，如果籠子太小了，鳥會死掉，但是如果把籠子拿掉，鳥就會飛走。1959年他把國家經濟比喻成一盤棋，他認為，如果每個地區都能有效地提高產量，那麼國家經濟就會有很大發展。
80年代，陳雲一直積极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1982年成立的，陳雲曾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隨著時間的推移，陳雲對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及社會和文化解放的態度日趨謹慎，更加重視控制通貨膨脹和保證國家預算的平衡。但如果認為陳雲是反對當時一些大的改革，如農村改革，那就錯了，陳雲的觀點，代表了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的觀點。毛澤東逝世後，中共徹底否定了"左"的和極"左"的觀點，人們似乎以為陳雲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資格太老，而且推動過鄧所欣賞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開他與鄧之間的友誼不談，鄧還是會聽他的。
彭真的頭頂很圓，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紅臉膛，使他走到哪裡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與鄧再度密切合作。一開始，他任顧問，負責黨的安全與法律工作，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從事的工作。後來，他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為最高立法機關的負責人。他沒有要爭當政治局常委，雖然他有資格這樣做。彭真的資歷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終保持低調，從沒有看到過他要堅持某種觀點。也許他只是一位盡忠盡職的黨務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領導者。他的勇氣勝過他周圍的大多數人，"文革"前的幾個月，他曾站出來大膽地與毛爭論。
李先念和王震同樣赫赫有名，他們都是軍隊中的強硬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80年代，李先念會見了許多外賓，坦率、毫無保留地介紹了中國大陸的一些問題，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對一位來訪的外賓說，在集體耕作的制度下，農民乾脆放下農具，轉個身子去曬太陽了①。1948年，鄧和李曾在大別山並肩
(根據原文譯出。--譯註)戰鬥，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書記處工作，然而他們僅僅是好同事。王震則剛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