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5年
從1956年9月獲得升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整整十年間，鄧小平一直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擔任的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隸屬於中央委員會--的職務，把他置於了這祥一個位置，這也是他的個性使然。他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總是精神炮滿地投入工作，發現問題，立即解決。他不是一個等待時機來臨的人周恩來有時是這樣；他也不像陳雲那樣，在自己的提議遭到批評或拒絕時就撤回。當他通過說服的方法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斷定說服不能奏效時，他就會先斬後奏，甚至是斬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中，也嚴厲批評了他這種辦事作風。
作為總書記，鄧是共產黨的行政長官同時通過黨管轄著其他一切國家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由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的）。鄧運作的機構是書記處。書記處的成員一開始就配備得很強。到1958年5月，它的實力就更強了，當時，除鄧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還有三位政治局委員加盟書記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又接管了黨內外其他一些機構的權力。在"大躍進期間，它從政府的最高機構國務院接管了制定和實施經濟計畫的主要職責，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動員群眾運動，而國務院卻不能；而且當國家需要採取應急行動以擺脫"大躍進"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許可權。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製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作出了許多自己的決定。它接管了通常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許多工作，因為這些機構只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個人的認可之後才能發布。在彭真強有力的支持下，鄧掌握了大部分許可權與工作；毛後來批評說鄧小平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王國"，並非言過其實。(原文如此。--譯註)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政治一直籠罩在大混亂和"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之中，而毛澤東的意圖原本是想讓中國走上經濟迅速發展的道路。在毛髮動的歷次大的運動中，"大躍進"是獨一無二的。毛並沒有打算讓這場運動剝奪任何階層的社會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通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繼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後而開始的。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五年國民經濟計畫確實得到了順利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基礎得到了發展，工業產量的增長率大大提高（並超過了既定目標），每年平均增長近20％。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幾千英里鐵路線。然而，其他方面的發展則令人失望。尤其是農業產量的增長率一直很低（並低於既定目標），只有4％。這影響了輕工業的發展，並使黨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結果是，兩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黨的領導人一致決定，第二個五年計畫在農輕重的順序和方法上應當與第一個五年計畫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表明了這個意見。他提出，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要加重一點；要給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權力，讓他們來作投資和其他的經濟上的決定；要減少在遠離市場和原材料供應的偏遠地區建立新工廠。他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評了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時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但他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中的計畫體制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他在此後的十八個月內卻作出決定：中國應該徹底擯棄蘇聯模式，採用一種新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完全是以對人性的不同看法為依據制定的，並運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利用資源和制定目標。
這個變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僅僅是毛的情緒發生了某些變化，還是他的性情變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後的行為方式讓人們感到，他這時已完全變了，他幾乎完全陷於急於求成和浮誇的衝動之中，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但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既然如此，我們只能指出確實對他產生過影響的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提前幾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標和遠景規劃，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的國有化。在毛看來，這充分證明（而且是再一次證明），一切都能夠通過群眾運動和勇敢精神得以實現。這也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束縛著的人民群眾的力量的設想打通了一條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規模和速度，應當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從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但它也產生了一些阻礙發展的因素，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大規模的混亂和破壞。1956年4月，周恩來向毛提議，應當立即停止這場運動。毛同意了，但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滿；此後，在周恩來的授意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論，批評了這種急躁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說成是一種"冒進"。這也使毛更加堅定了要證明他比他周圍那些怯懦膽小的人更為正確的決心。
另一個因素是，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期間的行為表現。他們的行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並不這麼看，他斷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和他本人是懷有敵意的。這就加重了他（已經相當嚴重）對他們的偏見。他經過思索以後重又認為，任何一項重大事業的成功應具有三個因素：領導者的激勵，彼領導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識。他開始以一種蠻橫的、輕蔑的口氣來談論知識分子，並說，沒有知識分子，中國就不能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當爭鳴時期剛剛結束時，他就宣稱：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資本主義那一套……工人階級……就要辭退你。①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和發射了一枚遠程彈道導彈。這使毛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蘇聯模式決裂的也是蘇聯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這一願望就已經十分強烈了。
"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挂帥"和"兩條腿走路"。
"政治挂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麼顯著的效果。經濟領域的事實證明，他錯了。但這個口號能夠用來反對那些過於追求物質繁榮的行為。簡單地說，如果運用非物質刺激的手段不能實現繁榮的話，那麼這種繁榮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再進一步講，繁榮的成就也許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價值，即使在實現繁榮的進程中人們一直呼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不能認為物質繁榮就是絕對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這最終勢必導致認為：財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貧窮才是光榮的。
毛本人從沒有贊同過這種觀點。但到"文化大革命"後期，這種觀點卻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關係密切的激進分子所利用，也許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關這種觀點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點的社會主義火車，也比正點的資本主義火車好。這是鄧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種觀點。
"兩條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工業部門和農村的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部門（包括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這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在農村確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資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較簡單的工業技術，如果能夠合理地利用，一定會發揮這些地區的特長。然而後來的事實卻證明，對這些資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錯誤之一是，讓農民及其家庭成員在農忙的時候從事非農業性勞動。另一個錯誤是，創辦了一些農民的技術能力所不及的工業項目。兩者都令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章程是一個文件，這個文件由一整套信條和若干決議組成，是1958年1－2月間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舉行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共同商議作出的。該文件統稱《工作方法六十條》。它包括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毛關於革命性質的新理論、管理國民經濟的責任從政府轉到了黨、資源的分配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採用新的計畫方法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有關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離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甚遠，他認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正如他所說的：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