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當毛澤東和張國燾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地方，正為會師後的軍隊到什麼地方去創建新的根據地而爭論時，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宣言。自從1934年夏秋設在上海的黨的中繼站被國民黨軍警發現後，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電台聯繫中斷了。此時無論是毛還是張對這一事態的進展都一無所知。直到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們到達陝西的六周後，毛才從林彪的叔叔，從莫斯科派回尋找前方黨的領導人並彙報遠方事態進展情況的林育英那兒聽說了這件事。對林育英來說，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過蒙古沙漠一樣幸運。張國燾知道這件事還要晚些，是毛通過他設在保安與中央聯繫的電台有選擇地告訴他的。
王明之所以發表抗日宣言，是因為蘇聯對日採取了新政策。出於對日本陸海軍擴張政策野心的擔憂，斯大林確定蘇聯在遠東的主要目標是阻止蔣介石的中國和日本建立反蘇反共的聯盟。這就要求蘇聯和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政治關係（外交關係是1932年建立的），同時要求中國停止內戰。為了促使這兩點成為可能，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中國共產黨放棄自1927年以來建立獨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會政策，停止對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的攻擊與辱罵。
毛澤東對中國奮起反抗日本的願望比斯大林更為強烈。並且認為，唯有在全國統一戰線的構架內才能更有效地對付日本人的進攻。他痛恨蔣介石和痛恨蔣的政策一樣，因此想要尋求既能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但又不是以蔣作為這個戰線的唯一領袖的方法。他選擇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戰線。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的宣言，即中共願和一切武裝力量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並要求國民黨部隊停止進攻蘇區，給予他們"民主權利"和武裝蘇區民眾。
毛行動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陝北的一個貧瘠的村莊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個政治決議，決議著重表明：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①
幾天以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說，"日本侵略"改變了中國的階級關係，現在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參加到反日鬥爭"中去成為可能。但他仍然把蔣介石視為敵人，把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國"的政策聯在一起。
這成了黨的綱領。1936年，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向外宣傳這一綱領。同時，毛和他的同僚們艱苦工作，為重建在長征中受到巨大損失的黨和軍隊的力量而竭盡全力。他們採取了三個軍事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和受蔣命令進攻陝北的東北軍、西北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說服第四方面軍、第二方面軍向北與第一方面軍會合。這三個行動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執行第三個軍事行動過程中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這一代價就是第四方面軍在西征新疆時損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張國燾開始率領二、四方面軍向北進軍，但是他並不願意和毛領導的部隊會合，因此對於這一損失，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但是，作為改組後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至少他對西征的戰略目的是默認的。從軍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輝煌的四方面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從政治上看，張國燾本人的名聲和權力徹底喪失了，當他最終回到延安時，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不久，共產黨人就與圍剿他們的地方軍的指揮官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協定。這些地方軍首領的背景和經歷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幫助。楊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當共產黨人在馮玉祥部活動時，他就是馮的助手。另一個就是張學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和他軍隊中的大多數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願剿共。經過在延安和西安的談判，1936年春雙方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並建立了貿易和電台的聯繫。
1936年，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也變得更強硬了。但他仍然堅持首先要剿滅共產黨。因此他對張、楊的行為極為惱火。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軍進駐西北。12月他又飛抵西安，迫令張、楊剿共，並威脅，要不就將張、楊的部隊調往中原，遠離他們的地盤。
蔣下榻於西安東部臨潼依山而建的溫泉--華清池。12月9日，由學生帶領的示威隊伍向臨潼進發。要求停止內戰，全民抗日，張學良告訴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們，並公開向他們允諾："在一周內給予明確答覆"②。三天以後，軍隊根據張的命令捉拿了蔣介石。據說蔣是聽到士兵在外面敲門時，穿著睡衣逃到山頂的一個小亭子里，後來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產黨從沒有說過要對這起事變負責任，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此事。總之，根據他們的反應來看，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件事表示震驚。一開始，他們在保安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慶祝他們的頭號敵人被捉，毛和其他領導人都談到要處死蔣。然而，幾天以後，他們變得冷靜了，並準備釋放蔣，以換取蔣消除對共產黨的敵意，共同抗日，這一轉變與莫斯科的壓力有點關係（莫斯科方面可通過電台和保安聯繫），但主要是因為共產黨冷靜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張學良的行動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機會。
12月16日，周恩來乘坐張提供的私人飛機飛抵西安。聖誕節那天，蔣被釋放了。蔣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文字，但為了促張放他走，向周恩來作了口頭承諾（楊虎城怕蔣日後報復，並不贊成這樣做）。張陪同蔣去了南京。並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立刻被捕並被判處十年監禁。楊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蔣解散了他的軍隊。他再也沒有指揮權了。
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以鞏固周恩來通過外交手段取得的勝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放棄武裝反蔣，蘇區、紅軍與國統區、國民黨軍隊合為一體，以換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並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積極開始準備抗日戰爭。這些建議沒有被接受，但卻開啟了雙方的正式談判。在此後的四個月中，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了五次，並達成了一個很好的協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共雙方達成了幾項正式協議。這祥，共產黨同意停止武裝反蔣，停止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番號並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揮之下，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時，國民黨也允許共產黨在幾個城市設立辦事處，可發行全國性報紙，指定代表參加國民黨的諮詢機構。他們也同意給共產黨相當大的補貼。根據這些協議，陝北根據地變成中華民國的陝甘寧邊區並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紅軍變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新四軍是由長征開始後留在江西的倖存的一部分部隊組成。--原注)
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病得很厲害。據說他患了傷寒而且很重，當他到達陝西時，已病得不能騎馬或走路了。病好後，他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代主任（這是在1936年紅一軍團到達陝西後由毛澤東和彭德懷指定的）。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後十六年一直從事的工作。他的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在以後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傳遍全黨和全軍，並且表明他有資格成為一名國家的領導人。
在這一階段，鄧既是一名政治軍人，同時又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作為一名政治軍人，他的工作是確保軍隊響應政治教育和訓練。作為一名軍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確保黨了解軍隊實際，而不會對軍隊要求太多或太少。後來，這項工作都由受過正規訓練的專業軍官負責。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黨內級別很高的幹部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都曾在某一時期擔任過紅軍的政委。像毛一樣，鄧認為這一工作所扮演的雙重角色非常適合他。他的經驗使得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適合軍隊生活。
紅軍和八路軍這一政治軍事體系，從軍到師，每一級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組成的。在每一級中，政委在黨內排列的地位明顯高于軍事指揮官。政委也擁有最高的權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發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刻外，軍事指揮官的命令必須在政委的連署下才能生效。
作為一名政治軍人，負責的範圍很廣，從其部隊所有黨員的"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到整個部隊的士氣與福利，都由政委負責。他不但要組織部隊的運動會，還要對黨員們說明黨的決議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負責安排大多數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礎教育。在軍隊之外他有責任爭取群眾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終是作為階級敵人來對待的，即使有時會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