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5年鄧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時候，李立三實際上在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當專橫。現在時隔一年，李立三應莫斯科之召，離開了上海，前去解釋他的路線失敗的原因。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相繼對他作了審查，追使他作了兩次丟臉的檢查，低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在這之前，他卻對幾位參加審查的官員說，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沒有資格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而大大激怒了這些人（李立三還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國說過忠誠於共產國際是一碼事，忠誠於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另一碼事，也曾得罪過這些人）。他受到的惡罰是被扣留在蘇聯，不讓他過問任何事。將近十五年的時間裡，他一直無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審期間，當時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來到了上海。他的任務是敦促中國共產黨批判立三路線，重新組建新的領導機構，這兩項任務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徹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線，然後更換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會議聽取了總書記向忠發及周恩來和翟秋白檢討工作中的軟弱和失誤。在新當選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至少有三名年輕人曾在中山大學讀過書，是米夫的親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開除出了政治局。
這些做法導致了新的領導集體和一群老資格的勞工領導人之間的分裂。這些勞工領導人曾抵制過李了三和立三路線，同時也反對黨中央自己改組黨中央的做法（他們要求召開擴大範圍的緊急會議），反對米夫擬定的候選人名單。這些人於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後被轉交到國民黨手中，2月初被槍殺，黨內十分懷疑是新領導層中的某個人出賣了他們集會的時間和地點。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起災變。4月，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黨中央情報和反情報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他顯然沒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住址。幸虧共產黨在南京的反諜報人員及時向中央通報了顧泄露的機密，否則共產黨在上海的大多數高層要員，包括鄧小平，都將在劫難逃。後來總書記向忠發5月份被埔，6月被處決。顧的叛變並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國民黨認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報，便把他殺掉了。據說，作為報復，在周恩來的命令下，共產黨開槍打死了顧的好幾名家人。這個說法共產黨從未正式否認過。
向忠發遺留的總書記一職並未補選，但王明和博古先後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即所謂"負責全面工作的同志"。(此處有誤。--譯註)
1931年夏未，鄧小平從上海來到當時的中央根據地。他的官方傳記稱他是"經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兒的，這意味著是他先提出了請求，從他本人及共產黨的處境來看，他的這一做法是不難理解的。
鄧小平先到達廣東省的汕頭港，從那乘輪船或汽艇沿涵江進入閩西，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元帥的聶榮臻也曾於1931年底走過這條路線，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這條路線是1928年開通的，"許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同志"都走過這條路線，而且所有從香港和上海購買的醫療藥品和無線電設備也是經由這條路線運往根據地的。②聶榮臻說，那次他們一行人都身穿長衫，打扮成讀書人的模祥，在路上儘可能少地與人說話，以免他們的口音引起懷疑。從汕頭海邊到福建省界大約需要五天時間。
到1931年年中的時候，中央根據地已頗具規模。其中心地區包括跨江西、福建兩省一萬平方英里的山區農村。紅軍在區內擁有絕對的軍事統治，地方政府也通過各區、縣蘇維埃的形式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糧食自給有餘，但基本上不存在工業，因此像棉布、藥品等工業用品必須通過交易購買。鹽也一樣。那裡的氣候夏季乾旱炎熱，冬春季非常潮濕，經常大霧瀰漫，這對紅軍的軍事行動反而很有幫助。
紅軍向根據地周圍地區發動了多次進攻與反攻，但始終沒有完全控制這些地區。共產黨往往在農村地區佔有優勢，很多村裡都建有黨支部，而國民黨在城鎮占更大的優勢。一旦交手，紅軍通常可以擊敗地主的民團。到了1931年紅軍的實力已經相當於幾個獨立旅、師或甚至軍，但由於裝備太差，因此無力去攻佔一些防守堅固的城鎮。在鄧小平到達根據地數月之後，紅軍儘管動用了上萬兵力發動數次進攻，但未能攻佔江西南部重鎮贛州、而守城的敵軍只有幾千人。紅軍在江西一直沒有解決彈藥及其他重型武器匱乏的問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後來蔣介石的中央軍在1934年向根據地進攻時採用了鞏固新占陣地的堡壘主義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紅軍失利。
儘管有些時候在程度上有所變化，但總的來說，毛澤東1931年在根據地已經是主要的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了。在軍隊中，他是第一方面軍的政委和前委書記。當時的第一方面軍有三萬人，是在同李立三的軍事路線進行反覆鬥爭後建立起來的。在黨內，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蘇區中央局委員。蘇區中央局是黨中央為協調所有蘇區的前敵委員會和黨支部而於1931年設立的（當時仍在上海的周恩來是該局書記）。毛澤東的聲望來自於他所取得的成就。贛南和閩西的每一個農民都知道他1929年帶領著一支二千人的隊伍來到了這個地區。那支隊伍缺衣少槍，裝備極差。但經過兩年半的時間，他已經使這支隊伍擴大了二十倍，並在這個地區創立了一個小政權，不再讓國民黨的縣長和地主管事。他讓農民參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給很多勞工和佃農。對許多人來說，他就像中國歷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農民領袖一樣，是一名英雄。
鄧小平到達根據地後擔任了中共瑞金縣委書記，屬中上級職務。以中央委員會的前任秘書長資歷來說，他應該可以要求擔任更高的職務。但從另一方面看，上級要他擔任這一職務也許是為了應付當時瑞金的危機狀況。當時該縣有很多幹部有問題，民眾情緒普遍不滿。
這一危機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一場武裝衝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澤東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支持下，與當地的一批軍事領導人和政府領導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來。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譯註)中部的一個小城鎮，當地的紅軍把這些領導人從監獄裡放了出來。這些協助被關押的幹部越獄的紅軍隨即被開除黨籍，後來也全部被逮捕。接著又對他們的支持者進行請洗，可能有幾百人被處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團，而實際上他們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對埃德加·斯諾這祥形容他們③）。毛澤東在得知李立三失寵後便開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贛西南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二十軍的肅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後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紅二十軍的八個主要領導人。9日，他又到東固幫助紅二十軍肅反，同一個團政委劉敵談話時透露要該軍肅AB團。劉敵鼓動獨立營包圍軍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該軍軍長等，釋放以AB團嫌疑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12日，劉敵、謝漢昌率該軍直屬隊四百餘人，乘夜沖向富田，包圍江西各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懷疑為AB團而關押審查的二十餘人，這就是由肅反擴大化引起的有嚴重錯誤的"富田事變"。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等把紅二十軍主力帶到贛江以西地區，提出了分裂革命隊伍的口號，井製造假信以反對毛澤東，犯了進行挑撥離間和分裂活動的嚴重錯誤。--譯註)對其大加批判。
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說，鄧立即著手"為前一時期蒙受過免屈的幹部和群眾平反"④，但並未說明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說他們的罪名是"AB團"的成員。那麼在遠離富田一巨英里、清洗運動已開始九個月之後依然受到這祥的指控就令人費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鄧小平作為黨內一個較為低級的幹部（他當時仍未進中央委員會），而且剛剛到達根據地，竟然敢為被毛澤東本人親自整肅的人平反。然而沒有記錄說明當時還發生過(此處與史實不符。--譯註)任何其他的政治鬥爭。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所幫助的這些人的確受到指控是"AB團成員"，而插手幫助他們是因為黨中央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指示他這祥做的。這種解釋與當時江西的各種情況都吻合，現在也有材料表明當時在上海對清洗運動的過份嚴厲發生了爭執。
在瑞金工作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會昌縣委書記，之後又在會、尋、安三個縣負責"指導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他的職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鄧小平第二次結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維映也是共產黨員。朋友們都叫她阿金。看來她是一個活潑的年輕女子。一年後，她離開了他並和李維漢結了婚，她是三十名參加長征的婦女中的一位，但長征使她健康嚴重損壞。一、兩年後，她被送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