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年鄧小平在法國的五年期間，中國的政治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閥割據的領地數量繼續增加，幾乎擴展到除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以外的整個國家，大小軍閥的數量急劇發展至數以百計。各個軍閥的外貌與個性差異很大，但卻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均統率著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軍隊並有著自己的地盤。較大的軍閥分成三個同盟或派系，他們通過陰謀手段，有時通過武力以獲得更多的地盤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實際上並未管轄任何土地，但它卻擁有著即使是最大的軍閥也不具有的資格：按照1912年共和國臨時憲法規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國政府的承認以及由這兩項屬性所產生的功能：有權向國內和國外借債。因此對軍閥來說，如果能支配總統和總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資本。
與此同時，一場新的革命運動正在悄然興起，其背景是出於對1911－1912年革命失敗和由此產生的後果的憤怒：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國家分裂。另一個原因就是民眾對外國列強繼續在中國享受各種特權的憤慨。當時世界列強繼續瓜分中國，使中國連番受到羞辱，甚至演變成在凡爾賽會議上將過去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所有權利全部轉讓給日本，第三個原因是新一代知識分子認為，為了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和獲得掌握國家命運的權利，中國必須經歷一次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此外沒有更多的選擇。新的革命運動的思想體系和目標比過去的更大激進、它的正式的思想體系仍由孫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義構成，即民族、民權、民生，但又對其作了較明確的反帝和集體主義的解釋。革命運動的一致目標是消滅軍閥，建立強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享有的各種特權。
新的革命運動在其成分和組織形式上與過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運動包括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新運動則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學校廢棄的房(此處有誤，中共"一大"召開會址當時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李漢俊的住宅。－譯註)屋內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參加會議的有六個來自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數非常少，只有幾百人，但已開始稱自己為"具有戰鬥性和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①，並且設有在臨時中央領導下正規的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機構和支部。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及其領導的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報告，並接受來自該組織的指示。參與這一運動的另一個更大的政黨國民黨，也向莫斯科方面傾斜，並向蘇聯請教有關政治和組織問題。在1923年秋天，具有豐富國外工作經驗的布爾什維克黨員米海爾·鮑羅廷抵達廣州，按照列寧主義路線為國民黨修改了綱領並對該党進行了改組。因此，從1924年起，這場運動便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政黨組成，每個黨都有其下屬或聯合組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許共產黨去影響國民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並改造該黨；弊是她也使國民黨知道了誰是共產黨以及他們在做什麼。這種作法是當時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
孫中山和過去一樣，作為一個新的革命運動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如果沒有認識到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的話，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產生政治變革。舊的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在於它過分依賴反覆無常的軍人，除了動用軍事力量打擊軍閥以外，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打敗軍閥。在鮑羅廷的鼓勵下，孫中山轉而請求蘇聯給予幫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爾將軍抵達廣州，擔任孫中山的軍事顧問。他在中國化名加倫，跟隨他同來的還有其他一些蘇聯軍官。同月，首批蘇聯武器裝備用快艇從黑海的敖得薩港運達廣州。
在加倫一行到達前的五個月，一所軍事院校已在廣州南部珠江上的黃埔開辦。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孫中山任命了蔣介石為該校的校長。蔣介石是一個堅決支持孫反對袁世凱並受過日本軍校訓練的軍官。為了加強軍事紀律和禮儀細節，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工作，到該年年底共培訓了兩期軍官，每期五百人。在這個階段，中國革命運動內部分裂成幾派：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致力於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左派主張社會改革，但不贊成革命；中間派是愛國者；右派是社會保守者。對這幾派，當時蔣沒有表現出政治傾向。他與加倫一起友好工作，並在1925年準備送他的兒子蔣經國去莫斯科學習。
1925年是風雲變幻的一年。是年3月，孫中山赴北京參加軍閥召集的一個所謂的"國家重建會議"。當時北京控制在軍閥手中。在那裡孫死於肝癌，享年五十九歲。從2月到5月，蔣介石贏得了戰勝以廣州附近為基地的軍閥的一系列勝利。到這一時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國家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隊伍的壯大。進入1925年時，共產黨只有一干多人，到該年底已擁有大約一萬名黨員，她的青年團也有大約一方多名團員。而在6月，國民黨領導人在廣州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並宣布成立國民革命軍。8月，極力主張同共產黨和蘇聯合作的廖仲愷先生在廣州被暗殺。這給革命運動製造了嚴重緊張的局勢，也對未來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把蔣介石捲入了政治。蔣介石任命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起謀殺案。這個委員會沒有發現是什麼組織或個人對廖下了毒手，但卻發現國民競右派正在密謀，企圖除掉所有贊成聽從蘇聯意見的和支持繼續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資深的國民黨元老，這導致了廣州的政治天平強烈地傾向於左派。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左派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支配了會議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執委會。已知的或受到懷疑的右翼陰謀家被驅逐出廣州，或進入北方的軍閥地盤，或用帶有詩意的說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蔣對此事未表示公開反對，在整個1925－1926年冬天，他仍與鮑羅廷和加倫密切合作。
鄧小平在莫斯科度過了十一個月。開始他就讀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這所大學是1921年創辦的，目的是培養來自蘇聯境內外的亞洲工人，讓他們了解革命理論和方法。它存在了幾乎二十年，為烏茲別克、哈薩克、蒙古和朝鮮培養了一支穩定的力量。這支力量操縱著蘇聯和蒙古的黨和政府的機構，推動了各地革命的發展。在20年代，數百名中國共產黨員包括曾在黨內升至很高職位的劉少奇和任弼時，都曾在該校學習過。在蘇維埃政權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對共產黨員開放，所以很少引起國際注意，也未引起蘇維埃政治的緊張。
幾周之後，鄧小平轉到中山大學。這所大學是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於1925年秋季創辦的②，後來卻成為中國內部爭論的一個焦點，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不斷的權力鬥爭的一個場所。五年後，斯大林認為這所大學帶來的麻煩多於它存在的價值，於是決定把它關閉。
按理說，這所大學由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管理，一名國民黨高級人員還擔任過該校的董事。它的經費來源至今仍是個謎，一種傳說是蘇聯黨仿效法國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賠款基金；另一種傳說是，國民黨勸說一些中國富商，定期匯款到該校。不管錢來自何方，反正這所大學經費充足，所有的學生都發津貼，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費的。
這所大學擁有一大批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校長卡爾·羅德是位波蘭人，1917年曾擔當過列寧與德國帝國政府間的調解人。他是一個通曉多國語言的語言學家，並且有大學者的美譽，他生活不修邊幅，嘴裡總愛叼著煙袋鍋。他喜歡演講，常常一次就能講兩小時以上。儘管他從未到過中國，但他講的主題卻是中國革命運動。他的許多聽眾一定都對他的推理才能感到驚訝。
不過，羅德深受學生愛戴。二十五歲的副校長米夫，是一個非常喜歡炫耀自己的人，並不受學生歡迎。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的一名成員，他認為蘇聯境外的共產黨的首要職責是保衛蘇維埃國家，共產國際的根本職能就是保證這一目標的實施。在這所大學裡，米夫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能接受這些觀點的年輕的中國人。按照他的選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聰明伶俐、熱衷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沒有任何實際政治經驗的學生，他在其他學生身上花費的時間很少，所以學生們自然對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國統一戰線瓦解和斯大林廢黜托洛斯基的運動開始後，米夫對多位共產黨員學生進行了無情迫害，因為這些學生認為托洛斯基有關中國的政治見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確。
米夫成功地組織了一個秘密小組，在中國稱為"回國留學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或不客氣地稱為"斯大林的中國小組"。自1931年至1935年，他們的領導人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實施了現在稱之為錯誤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政治和軍事戰略。1945年，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