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鄧小平、鄧紹聖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儉學學生，其中約有半數來自四川，從上海乘坐"鴦特萊蓬"號郵船駛赴法國。他們都是四等艙旅客，沒有自己的客艙，也不能到餐廳去用餐。他們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風條件很差的貨艙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準備三餐和用餐。從幾位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這次航行令大家吃盡了苦頭，有許多人暈船，有少數人則非常想家，以致於在遠未到達馬賽以前，便開始詢問返家的可能性。
鄧和他的夥伴們於10月19日抵達馬賽，隨即前往巴黎。華法教育會的官員把這些來自重慶預備學校的學生，每二十個人左右劃分為一個小組，並把各個組分送到許多省的中學就讀。鄧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組被送到諾曼底的巴耶中學。
在巴耶中學的一個特殊的班裡，這些年輕的中國人又重新開始中斷了的法語學習。按照原定計畫，他們必須繼續學習法語，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語知識，再學習正常的中學課程。在這個階段，他們中一些人可能轉到別的學校，另外一些人則到工廠做工，為的是獲得基本的工業技能，同時也為了掙到足夠的錢，以充作日後進一步接受教育的費用。這後一種學生都是比較貧窮的勤工儉學學生，他們到達法國後可以把錢存在華法教育會，而家裡也沒有錢接濟他們。
但這還算不了什麼事。1921年1月，教育會發出通告，說該會的費用已經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費用的學主才能繼續留在學校就讀。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會管理不善。教育會容許來法國的勤工儉學的學生眾多，而它卻未能開闢新的財源來滿足日益增加的開銷。這個危機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這時候他已回到中國）和這個活動的其他負責人能夠積極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於弄得很狼狽，然而他們沒有這祥做。在整個1920年里，他們對這項活動逐漸失去了興趣。這或許部分是因為這件事管理起來太麻煩了，但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加強中法文化聯繫，給中國帶來有用的知識的更好的辦法是按法國模式在兩國設立高等教育機構。這個設想特殊的吸引力在於有個新的前景，這是勤工儉學活動所不能提供的，就是從法國政府得到資金，這筆資金是從1901年的庚子賠款調撥的。
這些遠離家鄉的勤工儉學學生尚不了解這場風波是怎樣刮起來的。所以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華法教育會會長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該會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無法照顧他們，他們必須自謀生路的時候，這些留法的學生感到了極大的震動。
對鄧小平來說，這樣做的結果是他所在的那個巴耶班被撤銷了。此時他還能收到家裡寄來的錢，因此按理說，他可以請求教育會為他另找一所學校。但他或許是自己的選擇，或許是被勸說，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同意到克魯梭的施奈德工廠工作。克魯梭位於巴黎和里昂之間。在施奈德工廠，已經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在工作了。
鄧小平在巴耶中學所度過的這段時間，是他在法國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較舒適、安寧的時期。在其餘的時間裡，他都是住在工廠宿舍或者收費低廉的旅館裡，做的工作往往是臨時的，而且都是沒有技術的。他第一次乾的活是最差的。據他的官方傳記的說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時是做"雜工"①。而這個公司的記錄表明，他實際上是在該廠的軋鋼車間當一名軋鋼工。在那裡，他和其他學徒工及不需熟練技能的工人一起勞作。他們的工作是通過傳送帶，把沉重而熾熱的鋼板運到車間的另一處。他的僱傭登記卡片上註明，他的日工資是6．6法郎比學徒工應該所得的還低，而他一個星期要工作五十個小時，甚至更長。在這種狀況下，再加上他當時只有十六歲，所以僅僅幹了三個星期，便使他感到無法再承受了，他決定寧可在巴黎冒失業的危險也不再繼續幹下去了。
後來，鄧小平到一家生產橡膠輪胎和橡膠雨鞋的工廠工作。他做的活計是把鞋子的各個部分粘合起來，他還做過機車的司爐工，到餐館裡做過廚房幫手。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是在位於巴黎郊區比揚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做工。在法國，鄧小平從事過許多臨時性工作。有兩個星期，他和他的同學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種扎花的工作。他們用薄紗和綢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貼上"戰爭遺饋和孤兒所作"的標籤。他到法國後在學習工業技能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很小（他的官方傳記說他在雷諾工廠是個鉗工。而這家公司的檔案證明，他是個沒有技術的工人）。僅僅在橡膠工廠期間，他掙夠了繼續上學所需要的錢。不過這也只夠支付中學三個月的費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納--夏蒂戎中學呆了三個月）。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貧困、不安定的環境下投身政治活動的。他的官方傳記對這個過程作了這樣的記述：法國的經濟十分蕭條，就業格外困難。中國人即使是到那些較好的大工廣去的，工資也只有普通法國工人的一半。鄧小平家中己無力寄錢給池，他只能艱難度日。冷酷的現實，使鄧小平原來出國留學時的理想化為泡影。但是，一種新的革命思想強烈地吸引了這個年輕人。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廣為流行，一批先進的中國留學生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較年長的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影響下，鄧小平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各種政治宣傳活動②。
這個傳記寫得非常籠統。尤其是，他沒有說明鄧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關於這個問題，唯口的證折是提到了趙世炎和周恩來。1921年4月，鄧在施奈德工廠做工時趙也在那兒工作，並且鄧在巴黎的時間也與趙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鄧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還有一個證據是，鄧在1922年的某個時候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是規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吸收黨員的條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這個官方的傳記儘管籠統，但它明確地指出，趙和周是鄧的兩位引導者，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趙都是一個非凡、出眾的年輕人--聰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來更傑出，他除了擁有趙世炎的優點外，此時已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釋各種原則和政策，這也是他一生獨具傑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鄧雖然個性比較拘謹，缺乏耐心，但也養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個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與周共處的這段經驗之外，大概沒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池為什麼會養成這祥的性格。六十年後，鄧對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說，他把周視為兄長。這是中國人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讚美詞，表示言者願以弟子自居以及對對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鄧被選入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勤工儉學的學生，而是轉為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做工也是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開始革命生涯後不久，鄧就得到了一個雅號：油印博士。這從許多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誰替他起的這個雅號，目前已無從考證了。他之所以得到這個稱呼主要是因為他非常認真地在蠟板上刻寫旅歐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並且負責油印工作。他所刻寫的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來，上面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鄧小平的。同他的個性特點一樣，他的字體也保持著清晰、有力的特點。
共青團支部的辦公室就設在戈德弗魯瓦街17號一家廉價旅館的周恩來的卧室內。它位於巴黎市南部的義大利廣場附近。鄧只能在這個面積僅有五平方米的空間里工作。房間里還擺放著周的床和別的傢具，只能同時容納三個人。所以團執委會（有四五個人）和其他盛大聚會只好在附近的飯館舉行。在這些飯館裡，周和其他人通常只點一盤蔬菜和幾片麵包，有時只買麵包和熱水。鄧在巴黎時，有一陣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麵包。在這個過程中，他習慣了羊角麵包的味道，所以當地1974年赴紐約出席聯合國人會途經巴黎時，特意購買了一整箱這種麵包。
《赤光》於1924年2月創刊。有一段時間鄧是該刊兩名編輯中的一名。年底，他開始為《赤光》撰寫文章，現存的有三篇。這三篇文章都是抨擊中國青年黨的。1924年整整一年裡，青年黨都在和共青團爭奪勤工儉學學生和普通工人，爭取他們站在自己一邊。顯然，青年黨深受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該黨黨綱宣稱，只有建立獨裁製度才能拯救中國。鄧的文章對此予以全然駁斥，並對國家主義者進行了猛烈而又嚴厲的鞭答。青年黨的成員都是國家主義者，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文章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論證，讀者無法從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