踞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面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至採取敵對態度的群眾。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為這也是他們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時期。除了不斷跟吉隆坡的陳修信和東姑手下其他部長、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聯盟和社陣爭論之外，來自印尼的威脅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我必須爭取選民在下屆選舉中支持我們，我已經決定選舉不能拖到合併之後才舉行。共產黨人跟我們分道揚鑣時，破壞了我們的黨支部，也摧毀了人民協會和建國隊。要恢複人民行動黨的強大組織，至少得花兩年時間；我和吳慶瑞於是定下了一個簡單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麼長的時間就能使基層重新支持我們。
我們從社團註冊官那裡查到了所有基層群眾組織的職員名單，從宗鄉會館、慈善團體到中華總商會，從零售商團體到體育團體，從棋類團體到軍港圖書館等等。我們把所有親共組織排除出去，如華校校友會和華人音樂協會。
全民投票過後，我立即到各個選區進行一系列訪問。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選區，那就是鄉村選區，如裕廊、湯申、甘榜景萬岸和惹蘭加由。開始的時候每月到一個選區進行全天的訪問，後來逐漸增加到每兩星期一個、一星期一個。到馬來西亞成立的日子臨近時，再增加到每星期兩個、三個和四個。最後為了訪問完51個選區，幾乎天天都去，有時甚至一天訪問兩三個市區選區，直到深夜。
訪問之前，政府官員先陪同該區議員(如果是反對黨選區，則由其他選區的議員代表陪同)到當地動員店主、已知的社區領袖和所有地方組織領袖，協助他們制定計畫。過後這些人會歡迎我到他們的選區，同我一起討論他們的問題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車前去，揚聲器裝在車上，麥克風拿在手裡，向民眾講話。我規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們早就集中在那兒等候。我們的計畫成功了。共產黨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敗，人民知道他們只爭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來。他們現在準備站起來支持我們。
店主和基層領袖會用沉甸甸的大花環歡迎我。花環採用的是萬壽菊、雞蛋花，有時甚至是胡姬花，比較窮的團體用紙花。這些花環用金屬絲裝飾和紮起來。華族代表向我獻上綉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們的金色字句的錦旗。我把數十面錦旗收集起來，懸掛在他們最後請我參加露天晚宴的地點。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開20桌，有時多達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錢招待我和他們選區的領袖。
訪問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對陳修信和敦拉扎克的無理要求的論點，人們紛紛支持我。訪問過的群眾越來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來越多。領袖們急於歡迎我，讓人們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跟隨我一起訪問選區的官員採取後續行動，聽取人民對鋪路，開渠，供電，安裝路燈、水龍頭以及設立診所、學校和民眾聯絡所的要求。容易處理的要求他們馬上處理；比較難的，能做到的話，我答應研究並滿足他們。對傳播信息以應付共產黨人的宣傳來說，聯絡所是有用的。我們開始建造。那是簡單的木結構建築，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裝上電燈，有把吊扇、一張乒乓桌、一張康樂球桌、一台黑白電視機。
一路上我不時得停下來，耽擱了時間，歡迎委員會會等上幾個小時。老大娘和小姑娘會要求我處理個人的問題。印度人會帶我到廟宇去。在我要走的過道上撤鮮花，並在我前額塗上一個彩點。那是表示尊敬貴賓。華人也會把我帶到他們的廟宇去，在門前敲鑼打鼓舞獅歡迎我。總理光臨他們拜神的場所，對他們的信徒來說是好事。我會在神壇前燒香，神壇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馬來人會出動由12到14個拿著鈴鼓和手鼓的年輕人組成的鼓樂隊歡迎我；老人會把馬來飾帽戴在我頭上，那是用錦緞摺成的頭飾，通常戴在領袖頭上。
社陣的支持者會在一些道路兩旁喝倒彩，發出尖厲的噓聲奚落我。一天我經過華僑中學，四五十名學生用手帕遮住臉的下半部，高舉譴責我背叛人民的標語牌。有一天下午，在黃埔，前臂刺上私會黨歹徒花紋的社陣流氓包圍我，企圖把我推進大溝渠。保安官員迅速干預，堅決對付他們，使我得以離開。親社陣的工會會員在會所樓上高聲漫罵。一天晚上，他們在芳林區高聲恫嚇我，在天台展示抗議布條。我叫電視台人員把燈光對準他們，拍下他們的鏡頭，他們把燈關掉自動消失。我請他們現身，下來跟我辯論，他們不幹。我向四周數千人指出，當群眾公開同共產黨人對抗時，他們就把燈關掉躲進黑暗裡。
這些訪問很累人，也耗損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點就動身，平日則在午餐過後不久。下午總是又熱又潮濕。在每個停留站我會發表10到15分鐘的演講，用兩三種語言也許得花上半小時到一小時。有時一天演說10次，每次都分別用馬來語、英語和福建話或華語，總會大汗淋漓。我會隨身帶著三四件背心和襯衫，不時悄悄溜進廁所或商店後面換上乾衣服。我也帶上一條小毛巾擦擦臉上的汗。每天握手沒有幾千次也有幾百次，不時有人使上了勁，把我右手握得青腫疼痛。背部由於撞到吉普車的金屬橫檔，也青腫疼痛。為了讓右手休息，我學會伸出左手，同時把自己的虎口貼緊對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擠壓。吉普車的橫檔後來纏上厚厚的毛巾以減輕碰撞。
當時我還年輕，不到40歲，精力充沛。民眾的熱烈反應鼓舞著我。我說福建話和華語，使華人深信我不是英國的傀儡，而是為他們的前途進行鬥爭。馬來人支持我，因為他們看到我跟華族共產黨人斗。印度人人數少，感到害怕，發現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們說巴剎馬來語和英語，以至用泰米爾語向他們問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緻的象牙雕
訪問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過人們在咖啡店裡的交談，通過報紙和電視的報道，很快就流傳開來。人們的熱情迅速高漲，尤其是店主和社區領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樂明星"。許多店主原來就反對年輕的共產黨人，卻不得不捐錢給他們，現在有機會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誰--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講台上的時候，他們不但親自送來花環和橫幅，還把家中陳列櫥里的紀念品帶來，纏上一條紅絲帶，外加一張紅卡寫上姓名住址，祝我好運。我忘不了的一件禮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緻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塊黑漆板托著，裝在玻璃盒子里。這是主人最珍貴的藝術品。他是個店主，50歲左右，兩鬢灰白。他用福建話祝我幸福長壽。這件藝術品至今仍然擺在我的會客室里，是我珍愛的禮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對我充滿熱情並接受我為領袖的令人振奮的時刻。這些小店主對我的信任，鼓舞著我繼續戰鬥。
訪問的成功導致林有福在議院質問自治邦為此付出了多少代價。但是我能回答說沒濫用公款，因為接待和購買點心的開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這應該歸功於組織者，他們為能爭取民眾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領袖樂於在電視上看到自己歡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鏡頭。形勢變了，我感受得到。
跟隨我訪問選區的官員逐漸樹立了強有力的團隊精神。他們千辛萬苦地完成了許多次訪問。聽我解釋以及對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提出勸告之後，他們開始跟我認同。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們一起面對冷淡、毫無反應、有時甚至採取敵對態度的群眾。隨著我逐漸取得突破，同人民相處融洽無間，他們認為這也是他們的成就。這些人包括開吉普車的馬來司機。他必須靜靜地坐著，聽我用他聽不懂的語言演說數百次，直到我講馬來話時才精神為之一振。還有獸醫部官員、管理公路和溝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員、供應水電的公用事業局官員以及電台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等。
他們都為我歡呼打氣，包括電視台的華族女錄音員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華當時是倫敦《觀察家報》駐新加坡通訊員。蒲德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繪了她的經歷："有時我們會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到達，突然間燈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嘩之中，他會精神振奮，推開人群走動，對圍繞身旁的舞獅隊員笑將起來，全然不把砰然爆開的鞭炮放在眼裡，毫無畏懼--他臉上曾被灼傷過一次，卻置之不理。我們確實感到自己是個團隊，就像一支部隊，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對我的成功來說，做出最重要貢獻的是電台福建話節目的高級主持人謝正直。他自願成為我的老師，留意我在演說中犯下的嚴重錯誤，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來，指出錯誤，教我正確的短語，有時教我幾句簡潔有力的成語。但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說水平的唯一辦法。說話說得太多，過於疲倦，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