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投票結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紹祖醫生寫信給全民投票總監……李醫生的抗議是徒勞的。在計票工作重新進行時，他衝出計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離開，越過馬路走向支持者，告訴他們："我們將繼續鬥爭，替新加坡人民爭取平等的權利。"但是要求他們解散的信號發出了。他們輸了，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願面對事實，承認失敗。
7月27日星期五，我們抵達倫敦機場已是上午11點15分。我和吳慶瑞從新加坡向東飛，先到紐約，後到倫敦，已經疲憊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園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後立即下樓，準時跟薛爾克共進午餐。薛爾克把跟東姑商談婆羅洲三邦問題的進展情況扼要告訴了我們。下午三點到共和聯邦關係部會見桑迪斯。我們再累也得繼續工作。
第二天，吳慶瑞、我和總理公署常任秘書斯圖爾特到利茲酒店跟東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東姑會商那樣，我們沒有直接討論公民權問題。這時他心情輕鬆，氣氛不錯，因為有關婆羅洲尚未解決的問題，終於幾乎全部跟英國人解決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吳慶瑞跟東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溫登打高爾夫球。下午東姑休息的時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聯邦關係部會見桑迪斯，我們討論了有待解決的馬來西亞公民權、拘留共產黨人和共同市場計畫的問題。麥克米倫是否悄悄跟東姑提過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訴敦拉扎克，這些問題在英國同意簽署婆羅洲三邦協議之前非解決不可。敦拉扎克當即表示，只要東姑不反對，他原則上同意在馬來西亞公民權的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擔心，若不是英國人出面勸東姑的話，我是無法爭取到這一協議的。我擔心的是馬來西亞一旦成立，英國人就不能再為新加坡出面干預了。與此同時，在同東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們也還沒有真正建立良好的關係。東姑和敦拉扎克兩人個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總是猶豫和顧慮重重，老是要重新考慮。一些事情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後他會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卻打電話給我說要改變主意。他會為細節操心苦惱，在這一點上是東姑的好副手。東姑從來不管細節。敦拉扎克工作勤奮，只花18個月的時間就考完中級和最終的法學院考試，那是個新記錄。在英國期間，他花時間在馬來學生當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聯絡網，其中包括九個蘇丹的兒子。他本人出身於傳統的族長家庭。但是他沒有東姑那種待人發自內心的和藹態度，跟他打交道始終比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點，我和吳慶瑞到利茲酒店正式會見東姑和敦拉扎克，留下來共進午餐。東姑贊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內容。我說我會寫封信給他，把內容列出來，要求他證實。午餐過後回海德公園酒店，我寫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稱為馬來西亞新聯邦的國民或公民沒什麼差別，有人認為難以理解，因此我們達成了協議。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視這個術語問題，白皮書第14段應該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為馬來西亞公民，而不是馬來西亞國民。"我附上馬來亞總檢察長和新加坡自治邦總檢察長的聯合聲明，證實憲法所規定的投票權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這點將維持不變。
第二天，東姑以倫敦利茲酒店為地址回信說："我證實，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權安排，將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號白皮書第14段列出的馬來亞聯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達成協議的方式，它的行文在術語和選舉權的資格規定方面作了修改。"
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產黨人不爭論這一點，我不會那麼容易轉敗為勝。如今他們沒什麼可以真正感到不滿的了。我不會讓他們有太多時間可以在全民投票舉行前製造新的不滿並加以利用。到今天為止，我還沒發現英國人最後是怎樣說服東姑改變主意的；也許是澳大利亞幫了忙。在談判過程中，桑迪斯有時態度表現得非常堅決。他多半告訴了東姑，沒有共同公民權的話，婆羅洲三邦就不會歸東姑，也不會有合併。當晚七點鐘，桑迪斯跟東姑、敦拉扎克、吳慶瑞和我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結束一切。我要求先別公布公民權的協議，以便我有機會於適當的時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產黨人的問題依然存在。到倫敦以後我從薛爾克口中知道，東姑仍然堅持必須在聯邦對新加坡負起責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來。但是薛爾克也透露，英國人並不熱心於採取行動，最好是合併後由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反對東姑的重擔現在可以由英國人來挑起。於是我調整立場，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結束，我準備支持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採取肅清行動。
但是薛爾克在7月27日寫信告訴桑迪斯："我必須讓你一清二楚，基於以下的理由，這項政策危險得很：
一、沒有能使公眾信服的證據而強行逮捕，必定會加強新加坡反對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導致他倒台。
二、這樣一來情形就會非常清楚：馬來西亞是由英國人自上而下、不顧人民的意願而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人們會說這是我們保護基地的計畫，東姑允許我們利用他作為傀儡。
三、無論在英國國會還是在蘇聯人大力反對馬來西亞的聯合國，要為這樣的行動進行辯護並不容易。
"為了治安，也許有必要採取逮捕行動。有關方面並未提出過任何強有力的論點，說明為什麼在馬來西亞組成之後，馬來西亞政府不能這樣做。，
薛爾克沒說的是，可能會發生暴亂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國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強調說，在沒有機會考慮個別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則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開一系列逮捕行動，必須提出合理的證據，帶頭的不應該是英國政府。但如果有關各方表明準備分擔責任，英國政府不會逃避，也不會拋棄他們。就眼前來說，東姑必須接受這樣的處理辦法。
8月1日晚七點，東姑和麥克米倫簽署了成立馬來西亞的協議。
社陣在抓救命稻草
親共分子仍然在裝門面。8月11日，南洋大學政治學會宣稱，在吳慶瑞的牛車水選區舉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98．4％的人贊成投空白票。與此同時，馬來亞社會主義者大會在新加坡舉行會議，同意成立一個永久秘書處，辦事處設在社陣總部。但是社陣當時正在抓救命稻草。攤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決定8月14日在電台宣布允許可以就全民投票進行兩個星期的積極宣傳。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證，他們會自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我宣讀了7月30日給東姑的信和東姑7月31日複信的部分內容作為證明。這對反對黨的反對合併是致命的一擊。
我定9月1日星期六為全民投票日。為了動員會員鼓動人們投空白票，林清祥的左派工會和文化團體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動，以便發動會員遊說人們投空白票。各種海報、標誌、旗幟、橫幅和標語牌迅速在新加坡各處的燈柱和牆上出現。每天晚上都有群眾大會，規模最大的是由社陣組織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後的24小時內，高德根以中華總商會會長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併建議選擇A。他決心不讓新加坡的華人因為社陣玩弄政治把戲而失去公民權。這是個轉折點。廣大的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不跟共產黨左翼走，在面臨關係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權的重要抉擇時，他們選擇聽傳統領袖的話。
8月14日林清祥問他手下的一個幹部、《南洋商報》的一個親共記者，為什麼《商報》不刊登他發表的有關合併的聲明。看來《商報》管理層現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萬一我們輸了共產黨人會對他們進行報復。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絕望。社陣甚至不惜指責我置聯合國特別委員會於不顧，要造成既成的事實。他們聲稱特別委員會將在9月開會，考慮他們指全民投票有不誠實行徑而提出的上訴。這是一派胡言，因為有關各方都知道，特別委員會已決定不採取行動。
另一方面，反對黨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們加強了在立法議院的地位。8月17日，寧甘跟王永元決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動黨。行動黨接受他歸隊。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複了占絕對多數的地位，以26票對25票，壓倒反對黨。(寧甘搖擺不定的表現有點奇怪，這點在我們加入馬來西亞之後弄清楚了。吳慶瑞發現他是馬來西亞政治部的受薪特務。吉隆坡政治部原來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圖，在新加坡政府看來可能會被推翻時，就指示他重投行動黨的懷抱。我們在1963年大選中原來想讓他當候選人，發現他的身份之後就取消了。)
但是我們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況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於喝酒過量，而是因為早年患上肝炎。我們送他到英國動手術。他病情惡化，8月21日去世，彌留之際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氣，在領導軍港工友聯合會期間顯示了領導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於從貝恩手上接過勞工部，制服共產黨人。他的去世是個重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