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贊成完全合併，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全面製造混亂，而不是接受馬來西亞並從政壇上消失。他們可能要戰鬥到底。這樣一來，警察和軍隊必須對他們採取行動。如果這一切是在合併實現之前發生，動用到英國軍隊，就會產生更多的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這回到東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剛從倫敦回來，心情愉快。他正在擴大地盤，而他讓新加坡加入的條件使馬來人能夠繼續占多數，也使他得以維持在聯邦建立起來的馬來人的支配地位。同時，他也消除了對必須吸收更多華人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懼。
我是單獨到吉隆坡去跟他進行私下會談的--沒有官員在場，沒有部長在場，沒有人做記錄。那是東姑認為最自在的方式，因為在履行君子協定時，他總是選擇機動靈活的處理方式。會談後我告訴報界，東姑希望馬來西亞在1962年8月成立，以後的國慶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說過，八是他的幸運數字，所以選擇了8月31日為馬來亞獨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個八；31是三加一，等於四，那是八的一半。
後來我從他戰前在倫敦留學時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進官邸賓館，想進一步了解我的為人、生活習慣和性格。他已經得出結論，我"不是壞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歡，像流行一時的輕快的印尼歌曲《白鸚鵡》。我打高爾夫球，玩撲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點白蘭地(那是東姑最喜歡的--三星軒尼詩)。他認為我不是危險的共產黨人。事實上我和常人無異，容易相處，年輕，太聰明了點，不討他喜歡，時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還可以。我跟他合得來，一個最大的優勢是我會講馬來語，跟他的夫人莎麗花·羅茲雅談得很投契。莎麗花是個阿拉伯裔馬來婦女，也是東姑的吉打同鄉。芝的馬來語也不錯，這更讓他覺得我的出身沒問題。這證明我們實際上是馬來亞人，不是華族沙文主義者。
跟東姑談判需要特別的技巧。他看過檔案之後，不喜歡坐下來面對面地爭論，而只做重大的決策，決定事態發展的方向，煩瑣的細節留給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幹、勤勞，做起事情來一絲不苟。所以有什麼事過不了馬來亞官員的關，又找不到有關部長或敦拉扎克來解決，我就不得不找東姑。那就是說，在天南地北閑聊或午餐時提一兩句。他喜歡烹飪，廚藝不錯，午餐經常自己下廚，烤羊肉和牛肉。午飯過後他總要小睡片刻。我時間太多，會到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練球場打上一兩百個球，等他睡醒。下午四點半我們會打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在打球間隙或吃晚飯前，趁他心情好的時候我會提出問題。就這樣，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時間，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爾夫球，跟他一起參加晚宴和婚禮。為了等待好時機，我曾經多次陪他到檳城、怡保或金馬侖高原。他一向心平氣和，幾乎總是那麼安詳寧靜，但是一發現危險就變得很激動。他曾告訴我，他不允許任何人逼他做出決定，因為不冷靜和心情不輕鬆的時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錯誤。遇到壓力他會推遲做出決定，可一敲定決不反悔。
東姑喜歡贏
在吉隆坡工作表現不錯的最高專員都了解他的情況，尤其是澳大利亞的湯姆·克里奇利和英國的傑弗里·托里。他們遷就他，跟他打高爾夫球，玩撲克牌時克里奇利有時會在幾個月內輸幾百塊錢給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東姑喜歡贏，也就是不喜歡輸，這是他貴族出身的習性。這我倒不在意，因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們之間達成的協議要點。但是玩撲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贏錢也得不到滿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來的第三個電話，輸了兩三百塊錢。他說："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歡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時候贏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來，我說："東姑，我接電話的時候，知道你下了15塊錢注，猜測你有三張王牌，我手上的牌應付不了，所以認輸。"他並不滿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後贏我。
打高爾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樣。東姑的讓桿數是24，要打足讓桿數；我的讓桿數是12(後來減到九，對我不公平)，實際上我的是15。他又選好手搭檔，所以要贏他很難。儘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難忘的是，還剩七個洞沒打，我和搭檔已經贏了八個洞；東姑覺得沒趣。當時在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穆爾怪我沒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馬場里，如果他沒下注的馬勝出，有人便會掏出一些票對他說："東姑，我替你買了這些票。你的馬參賽時，我知道你不會買這匹馬，但知道它會贏，所以替你買了。"這一來，儘管東姑的馬跑輸了，離開馬場他還是贏了幾百塊錢，這一天他過得很開心。
他為人不錯。但他是個王子，了解什麼叫權力，也善於運用。他手上沒拿大棒子，卻有許多打手，在他裝著看不見依然顯得很仁慈的時候，替他動手。他不信任誰誰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沒辜負他，他總會以皇室對待忠心隨從的方式，設法幫助你，就像他對待林有福那樣。林有福下台後，東姑委任他為馬來亞駐澳大利亞最高專員。當林有福在一個脫衣舞俱樂部失蹤了幾天，要勞動警方尋人，大出洋相，最後不得不辭職時，東姑調他到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一個伊斯蘭教組織任職(林有福已改信伊斯蘭教)。這是他協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對我在新加坡的危險處境，他抱著同情的態度。共產黨人對我們的攻擊從來就沒有停歇。雖然工人和警察之間沒有發生衝突或暴亂，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對黨在吉隆坡下議院向東姑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問他既然新加坡的工會領袖跟馬來亞的工會領袖不一樣，似乎是"在鬧事中壯大"，合併後情形會如何。東姑回答說，新加坡在一個月內發生的罷工事件比馬來亞三年還多，但他會設法減少罷工的次數，使新加坡人更高興。他帶笑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我們的內部安全部長說他曉得怎麼做，全國都支持他。"
擔心淪為"二等公民"
這是一把雙刃的劍，對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來說，這有助於表明東姑對合併即將到來充滿信心，合併後他會通過伊斯邁醫生對付共產黨人。不利的是，社陣會因此而更加不顧一切地採取行動，阻止合併的到來。不過他們沒有恢複暴力活動，而是希望利用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擔心淪為"二等公民"這件事，煽動他們投反對票。
說華語或方言社群的傳統領袖(包括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建議我向社團的會員們發表談話，澄清合併的問題。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會見來自400個行會、會館和工會的100O多名代表。大會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主持，他叫高德根，51歲，是個成功的樹膠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樣，他害怕共產黨人。他在馬來亞有經濟利益，他的樹膠就是來自馬來亞。他不支持共產黨人。往後幾個月我比較了解他，發現他通情達理，對新加坡華裔社群的前途非常關注，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護他們，
我花了三個小時回答問題。聽眾多數是實事求是的商人，對我並未抱著敵對的情緒。共產黨人無法大批擁進會場，支配不了大會。我對許多問題的回答引來聽眾的笑聲。結束前我談了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史，指出許多宗鄉團體在照顧華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反應很好，我在掌聲中坐下來。不出我所料，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關係到公民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正如中華總商會一位董事提醒聽眾，他們曾經極力爭取新加坡公民權、爭取實行多種語言制度和平等對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於知道合併會怎樣影響這些問題。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像社陣所建議那樣，要求完全合併，33萬新加坡公民會喪失一切公民權利。後來，曾經在1955年大選中跟我對壘的藍天再度對我們所提的替代辦法質疑：在我們同東姑達成協議的條件下加人馬來西亞之後，60多萬新加坡公民為什麼不能享有同樣的權利?我解釋說，所有馬來西亞國民，無論是新加坡公民還是聯邦公民，權利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選出自己在聯邦國會的代表，聯邦公民則在聯邦投選。(事實上，東姑的目的是不讓新加坡公民在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耿耿於懷的問題依然沒解決：如果沒有差別，為什麼東姑不同意用人們更熟悉的"公民"這個詞，而要用"國民"?
兩者不同的問題是我所需面對的。而幾天前馬來西亞團結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發表聲明說，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將能享有聯邦馬來人的特殊地位，根據法律會自動成為馬來西亞的"創建公民"，這就強調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國民"地位來得高。這使我更難說服他們。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社陣宣布贊成完全合併，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一旦他們知道贏不了，很可能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