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台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溫斯敏博士的協助……他在新加坡逗留三個月左右，為新加坡日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最後一位英國總督離開後，我們必須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們選《馬來前鋒報》董事經理尤索夫當古德的繼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為了讓聯邦知道新加坡人願意接受馬來人為領袖，我們選了個出類拔萃的馬來人。我知道尤索夫為人不錯，生活習慣簡單，行為舉止得體。他的妻子比他年輕，充滿活力，和藹可親，善於交際。12月3日他在政府大廈宣誓就職，正如內閣成員六個月前那樣。內閣宣誓就職時沒什麼布置，這次卻有時間列出一份按禮節排名的重要社會領袖、商界領袖和領事團成員的名單，適當地安排座位。此外，我們在早上八點舉行就職典禮，那時太陽還沒升高。因為過後是一個小時又15分鐘列隊走過政府大廈台階前面的遊行，展示了新的國旗，一個合唱團唱了新國歌。立法議員和部長們都在台上觀禮，四周有群眾圍觀。隨著2萬名男女和兒童拿著旗幟在自治邦新元首面前走過，各種彩色氣球冉冉升空。
國旗的設計花了很大的工夫，因為必須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要紅色；馬來人要紅白兩色，那是他們象徵勇氣和純潔的傳統顏色。但是印尼國旗已經用了紅白兩色，波蘭也如此。華人受了共產黨中國國旗上的五顆黃星的影響，要加上星星；馬來人要新月。結果我們選定新月加五顆白星，而不是伊斯蘭教傳統的一顆星。五顆星代表國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進步、正義與平等。國旗的設計是為了協調不同種族的象徵和理想。
我們也對國徽的設計達成協議。國徽上有個由一彎新月和五顆星星組成的盾，兩旁由一頭獅子和一頭老虎支撐，下面有條飾帶，寫著馬來文字"MajulahSingap--ura",意思是"前進吧，新加坡!"
選擇國歌的過程比較容易。曲調必須有本地區的風格，歌詞用國語。恰巧當時有個早年來自蘇門答臘的馬來作曲家朱比賽，他創作的一支曲子，讓以杜進才為首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選中了。它旋律優美動聽，節奏比較慢，曲名和主題就是"前進吧，新加坡!("MajulahSingapura")。
儘管我們在執政的最初六個月內一直在摸索，我們仍然為政府的許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礎，包括在實現建屋計畫方面邁出了第一步。這個計畫後來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觀。1960年2月，我們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把它的職能分散給建屋發展局和策劃局，前者成為國家發展部屬下的一個部門，後者歸總理管轄。接著我們委任林金山為建屋發展局主席。這個委任關係重大。林金山和吳慶瑞在英華學校和萊佛士學院是同屆同學。他原本從商，是個講究實效和富有創造力的人。他給自己的碩莪廠設計了一架碩莪加工機。除了擔任本地一家大銀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負責經營岳父的當鋪和父親的汽油站。他的本領是多方面的。為了給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吳慶瑞要保證政府撥給建屋發展局的每一分錢都用得恰當，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確保建屋發展局做到這一點。
林金山依照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去做。他終於把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區發生大火，3萬個居民無家可歸。在短短18個月內，林金山讓他們住進一房式組屋，這種組屋的廚房和廁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廣東民路我的選區內興建一座組屋，位置很顯眼，我的選民眼看著它一層一層地蓋起來，巴不得早日搬進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選以前基本上把組屋建好，我要爭取蟬聯恐怕會有困難，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證明本身的能力，通過許多新法律，推展許多新計畫。1960年2月，我宣布了準備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組為新加坡港務局的計畫。接著我們把婦女憲章提交議院一讀，從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時代。後來，設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議院完成，我們便委任馬來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查爾斯·甘巴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過火而把僱主置於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亞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貪污調查局
我們開展推行家庭計畫的運動，事先訓練了1000名志願人員向公眾展開宣傳。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長率。
我們採取的一項最重要的行動，是向議院提出一項法案，以使我們擁有更廣泛的權力來對付貪污。這是我們所連續採取幾個步驟中的第一個，旨在強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試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貪污調查局這個新部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
我們宣布將給予馬來亞大學(設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學同等的財政援助，但是我們也要求兩所大學具有同等的程度。為了改善南大學生的前程，我們已經做了不少的努力。我們著手讓他們進入馬來亞大學就讀，從而讓他們提高自己。我們開始在馬大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開設歷時三個學段的大學先修班課程，讓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學生進修後考入馬大。
儘管我們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進展，唯獨經濟計畫方面少有進步。9月間，我們同馬來亞商談有關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場的問題，對方的態度卻比以往更為冷淡。情況壞得很。當時本地一名廠商打算擴展他的棉紡織廠，使它成為從提供原材料到生產成品的工廠，包括織布和制衣；這已經是則大新聞，因為擴展工廠將使所需勞動力增加300個。我們正處於艱難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業機會。
當時，旅遊業在亞洲還處於萌芽階段。大多數先進國家的遊客，都到其他先進國家去觀光。於是我們決定展開宣傳，把1961年定為"訪問東方年"。為了吸引遊客，我們在4月間舉行航空展覽，接著相繼舉行電視和無線電展覽、汽車展覽、胡姬花展覽、攝影展覽等等。6月3日則舉行邦慶日慶祝盛會。接下來是歷時兩個星期的文化節活動。我們以這少許節目來吸引外國遊客。
我們把希望寄托在聯合國技術援助理事會派出的一個技術團。這個技術團於10月間到新加坡來考察擬議中的裕廊工業區，然後就哪種工業適合在這個工業區發展提供意見。我們很幸運，得到溫斯敏博士的協助。他是這個技術團的團長，也是一個講求實際、精明能幹的商人，過去是個工業家，擔任過荷蘭政府的部長，對歐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情況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個月左右，為新加坡日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時，我們的經濟主要依賴貿易，特別是轉口貿易。一個印尼代表團曾到新加坡來，討論如何消除兩地之間的"不正常貿易"以及如何增加他們的外匯收益。他們要求我們把從印尼運到新加坡的貨物當中的相當大的比值，以外匯記入他們的賬戶，他們則答應通過新加坡購買雙方所同意的一定數量的貨物。然而擺在眼前的卻是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我們要商人合作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沒有人會申報從印尼進口或輸往印尼的貨物的價值，也不會申報真正買入和賣出的貨物的清單和價格。印尼配貨人寄出的發貨單上的價錢，也低於貨物的實際價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許可證寄出第二批貨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