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面舉行……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的演講，我並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面對的問題的嚴重性--失業。人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社團里有更多的顛覆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頗。
波靄致賀電對我說："兩年多以來，我們的談判是本著諒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進行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過去說過的，也就是決心以同樣的精神處理我們之間未來的問題。光靠這點，新憲制就有可能落實。我將以同樣的精神，在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新憲製成功。"
我在回電中說："新加坡自治邦眼下開始的航程風險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後五年我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劃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奮，聯合王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態的發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這個22O平方英里的小島上，有幾個不同的神。第一個因素取決於我們；第二個取決於閣下，第三個我留給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讓神明保佑我們。"
後來又出現了第四個因素--北方鄰國的態度。第一個公開向我表示祝賀的是馬來亞首相。他告訴報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確的選擇，我祝賀人民行動黨贏得那麼多的多數票。"但那不是東姑，而是敦拉扎克。東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暫時代行職務。東姑沒那麼婉轉："他們的勝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黨鬧分裂，組織不了強有力的反對派反對人民行動黨。我的朋友林有福贏了，我感到高興，至少他是一股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另一方面，黨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議院外也必須重新團結起來，否則局面會維持不變。"
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面舉行，親共分子沒有參加。我們讓43名當選議員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褲子，以此來象徵政府的廉潔--今後將不會再有過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許多新興國家存在的貪污舞弊。我介紹了由九人組成的新內閣，包括我自己。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的演講。我並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面對的問題的嚴重性--失業，人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社團里有更多的顛覆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煩。這是個慶祝勝利的場合，我卻沒有歡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場上約有5萬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選擇在這樣的場合沖淡他們的希望，給他們潑冷水，替自己準備好如何應付肯定會到來的共產黨人的攻勢。他們肯定會極力要求獲得更多自由，以便顛覆新加坡，並利用他們在島上的力量協助馬來亞的革命。
六名部長演講後，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場："我們開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過民選政府行使的權力只限於管理本地的內部事務，這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但卻是邁向合併和獨立的一個步驟……生活里的好東西不會從天而降，只能通過長時間的勤奮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則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時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我們可能非採取不受一部分人歡迎的步驟不可。在這樣的時刻要記住：指引我們行動的原則是，必須以整個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利益為依歸。"
執政頭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們宣誓就職，地點就在蒙巴頓於1945年接受東南亞日軍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廈。
古德主持宣誓儀式過後，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後一任總督的身份祝賀我們。我回答說："過去幾天，我們有機會跟一個了解我們人民的希望和抱負又了解我們處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這是我們運氣好……希望你在往後六個月的任期內，會協助我們和平、順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權。"
典禮舉行過後，工作洶湧而來。人人都想趕緊動手，履行自己的職責，根據經驗，我知道光靠熱情還不行，部長們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氣辦公室不可。這點聽起來很奇怪，但是沒有冷氣的話，現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運作的。我在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辦公室里，炎熱、潮濕和雜訊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書記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員會打錯字，律師糾正錯誤和口授時犯的錯誤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為我們要戴上翼領和扣上垂片，在律師袍下面穿黑色的夾克--這樣的衣服原本是為倫敦冬天潮濕和寒冷的氣候而設計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廈二樓的市長辦公室，跟副總理杜進才共用一間總辦公室、一間接待室和一間會議室。為了方便溝通，我的秘書使用我們兩人之間的辦公室。
吳慶瑞掌管財政部，搬進了浮爾頓大廈。他很熟悉公務員的運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開。財政部是我們最重要的部門，我讓他挑選政府官員里的精英分子。他選中了韓瑞生擔任常任秘書。韓瑞生是我日治時期就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擔任土地局局長。後來他證明自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韓瑞生這樣的人是很幸運的事。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緊迫，資源也少。時間之所以不多，是因為我預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過後共產黨人就會重新組織起來，向我們施加壓力。資源之所以短缺，是因為公共儲備金不多。幾天後吳慶瑞便報告說，上屆政府動用了儲備，用了多達2億元。他預見1959年財政開支赤字會超過14O0萬元，可以省下點錢，但預料最多不會超過500萬。因此應該警告部長們，除了已經批准的發展款額，絕對不能為發展項目再提供任何撥款，連已經批准的也要盡量削減。為了平衡收支，必須採取的步驟不但會不受公眾歡迎，也會不受部長們歡迎。但是在組織政府的第一年，我們不能出現赤字。
部長以身作則減薪
我同意吳慶瑞的看法，告訴他我們最好在任內初期便採取不受人歡迎的措施。6月12日，各報報道財政部下令，未經吳慶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額外的開支。可能受影響的是政府對慈善活動的撥款，公務員購買汽車貸款以及獎學金、研究員基金和國外訓練課程的開支。但是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吳慶瑞建議部長們以身作則，月薪從2600元減到20O0元，同時削減公務員的可變動津貼，我也同意了。我們舉行了一次公務員聯合理事會總務小組會議，但是僱員方面沒獲得工會授權，不接受建議。在內閣里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照辦不誤。政府宣布從7月1日起削減津貼，但是將接受僱員組織就這個課題提呈的意見。
減薪數目不算少，但還不是大減，隻影響到1400O名公務員當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於220元的僱員都會損失部分可變動津貼．只有10％的人減少的數目每月超過250元，達到減薪400元頂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僱員完全不受影響。但是這項措施仍然是個強烈的衝擊。要一開始便為節省和理財之道定下基調，我們不得不迅速採取行動。感到很不高興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級官員。受英文教育者認為我們開始懲罰他們，因為他們投票反對我們。那不是我們的動機。我們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為了公眾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們帶頭作出棲牲。為了協助傳達這樣的信息，就是在新時代里大家必須同甘共苦，我認為要他們作出犧牲並非不合理。
減薪還有個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來，我代表工會，吳慶瑞和貝思代表公務員，向政府施加壓力，成功地爭取了越來越多的薪金和津貼，當時並沒考慮到經濟情況。如果工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就麻煩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發出信號：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減薪後每年將能省下1200萬元。報紙估計能省2000到25O0萬元，吳慶瑞加以駁斥並提醒各報，1959年剩下的六個月只能省600萬元，使預計的赤字從14O0萬元減到8OO萬元。
幾天後他宣布凍結新官員的任命。那就是說，未經部長批准，政府職位出現空缺不能填補。
公務員工會極力反對。就像我們過去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抗那樣，它們組織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我們對抗，爭取全面恢複津貼。但我們不是處於守勢的殖民地政府，因為占多數的華人目前至少暫時全力支持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始終組織不起來。儘管如此，他們的反應使我惱怒。他們不了解我們面臨的嚴重挑戰，也不了解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的力量如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必須防止共產黨人利用他們的不滿。一些高級官員不得不停止聘用女傭--太不幸了；但是整個國家在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政府將為整體的利益治理國家。只有這樣做以及小心行動，我們才能應付華人缺乏馬來亞意識的問題，使他們獻身於自己選擇的新國家，忠於這個新國家。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他們必須改變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