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眾大會上，我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上台後會保留維持公眾治安法令，並旦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面臨由共產覺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複秩序。我勇敢地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
1959年接連三個月，我在調查委員會和主持競選工作之間兩頭奔忙，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選定51名候選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說華語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現在有了政治權利，選民人數大幅度增加，我們必須代表70萬選民。
我們決定派出34個華人、10個馬來人、6個印度人和一個歐亞裔。馬來族和印族候選人所佔的比例高於人口比例，但我們認為這是好事，能提高少數民族的士氣。當選的29個華人當中，6個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個是完全受華文教育的，7個是掌握華英雙語，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
人民行動黨按照原定計畫，角逐所有51個議席。在33天的競選期間，我們舉行了6個群眾大會和60到100個街頭集會。競選開始時，卜基①接受人們下注，賭看我們會贏多少席，這是個好跡象。反對黨知道了，由於缺乏信心，沒進行劇烈的競爭，前後的表現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工作人員和候選人精力充沛。候選人年齡多數還不到30歲，他們的演說在年輕選民當中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我們打破傳統，派出了三名華族理髮師，雖然在中國封建帝制時代，剃頭匠和藝人、屠夫一樣，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也沒有。我們代表了剷除這種封建意識的新秩序。
在這個忙忙碌碌有時也興高采烈的競選過程中，我感受得到，對"非共的"人民行動黨可能在新加坡贏得大選，東姑和他在吉隆坡的夥伴並非抱著友善的態度。哈密裕末在芽籠士乃舉行的一個巫統群眾大會上說，馬來亞是反共，人民行動黨是非共；馬來人從來不喜歡騎牆派，因此跟馬來亞合併是白日做夢。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說法是狂熱的，他卻極力要我公開反共。這不像是他本人的態度，於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態度強硬起來。東姑支持哪一邊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吳慶瑞發表"經濟政策"演講，那是《今後的任務》這個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釋新馬兩地必須合作。他說："作為建立共同市場的交換條件，我們可以讓聯邦聯合管理我們的港口，我們的港口平時處理那麼多的聯邦對外貿易。"但是，聯邦的工商部長陳修信聲稱"人民行動黨不知道自己在於什麼，共同市場的主張是實行不了的。人民行動黨應該認識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場是不能並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當時我以為他只是設法幫助競選的另一方。後來我才覺察，他的這些看法是堅定不移的。當時吉隆坡的態度一般說來是敵視我們。東姑頒賜林有福"敦"的頭銜，那是馬來亞的最高榮銜。東姑說，雖然他自己不會參加競選活動，但他贊成建立反對人民行動黨的陣線，並警告巫統內的親人民行動黨黨員，如果他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巫統將把他們開除出黨。
美國政府也不喜歡人民行動黨。《海峽時報》報道說，美國商業部出版的《國外貿易周刊》預見新加坡可能左轉，放棄私人企業傳統，"這個可能性使人無法估計這個城市的經濟前景和貿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聯邦形成對照的是，儘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來投資，新加坡的投資環境繼續惡化"。《海峽時報》選用了合眾社從華盛頓發出的這則報道。這家英文報也惡毒地反對人民行動黨，跟友善的華文報和馬來文報不一樣。
我們會以牙還牙
《海峽時報》的敵視引發了一場鬥爭。4月15日我打響了第一炮。我警告說："誰想傷害我們，我們會以牙還牙。"
我們舉行下一次群眾大會的時候，拉惹緊接著抨擊《新加坡虎報》。他說，他們大談言論自由，卻把自己不同意的觀點壓下來。拉惹大有條件說話。1950年到1954年他擔任過該報副總編輯，報社要他改變方針，否則就離開；他離開了。該報轉而反對人民行動黨。一個星期後拉惹把矛頭轉向《海峽時報》。他離開《新加坡虎報》之後到《海峽時報》工作，知道該報是由誰控制的。他說出了控制該報的四個人的姓名，他們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務的澳大利亞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報業，他知道當拉惹和我說一旦組織政府就會跟他們較量時，我們不是鬧著玩兒的；由於害怕人民行動黨勝利，他們已經在進行準備，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員轉移到吉隆坡，此外，我當時也毫不懷疑，他們決心以聯邦首都為基地跟我們斗，也知道我們決心跟他們周旋。
我寫信告訴他們："如果本地人的報紙批評我們，不管批評得對不對，我們知道這是真心誠意的批評，因為如果他們宣揚的政策或事業是愚蠢的，他們必須留下來面對後果。主持《海峽時報》的漂泊不定的人卻不一樣。他們必須逃到聯邦，在聯邦的安全環境里勇敢地聲稱自己會為新加坡的自由獻出生命。"《海峽時報》總編輯萊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說說"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這家報紙的方針和內容是由我負責的，我準備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哪怕他們利用維持公眾治安法令對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選舉結束前，他動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認這份報紙的主權屬於他的英國主子，報紙的方針是受他們左右的；我們卻知道。我們決心剷除英國人對我們報紙的控制，而且決心剷除任何其他外國對我們報紙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選候選人
我們人民行動黨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競選過程，對此我感到十分滿意。我們定下日程，選定主題，發表重要的演說。左翼的工會領袖並未組織群眾參加我們的群眾大會。雖然行動黨支部有親共分子在活動，一些親共分子可能成為候選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從獲得提名的受華文教育的黨員當中挑選，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
我的華語進步了，雖然還不能口若懸河，但也足以在競選大會上不用講稿發表自己的看法，也許只是重複自己用英語和馬來語說過的話。雖然說得不那麼好，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卻為我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說起話來信心越來越強而尊敬我。杜進才的情形也一樣。他長得矮小，身高僅有1．5米左右，在講台上可活躍萬分。他華語說得比我差，卻勇氣十足。群眾為我們努力跟他們交流感到高興，為我們喝彩。
然而從爭取選票的角度看，我們的未來部長們表現卻參差不齊。拉惹學得很快，用英語演講有說服力，把社論語言的風格化為強有力的街頭語言。他也會說巴剎馬來語，高聲有力地傳達了自己的論點，身勢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吳慶瑞卻糟透了。他頭腦第一流，也精心寫講稿，但是聲音單調不變，又含糊不清，只照著稿子念；即使他並不沉悶，但是看上去他總是很沉悶，而且只會說英語。但是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裡，我們避不開一個問題：雖然一些候選人生來就能在大庭廣眾發表演說，卻誰也無法在競選大會上同時打動所有聽眾，使他們一起哭笑、憤怒和嘆息。無論他使用什麼語言，而且能說會道，任何時候也只有部分聽眾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須通過手勢、臉部表情和語調跟其他聽眾溝通。
巴剎馬來語最簡單，聽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們這方面的最佳演說者是耶谷。耶谷是馬來人，演說媚媚動聽，扣人心弦，連非馬來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眾。為了譴責反對黨夸夸其談，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馬來諺語。丁加奴州是海龜之鄉，也是他的故鄉。他說："母雞生下一個蛋，全村都聽到它咯咯叫；海龜生下幾百個蛋，什麼聲音也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動黨替工人爭取到許多利益，卻從不吹噓。群眾聽了發出轟然的歡笑。那時新加坡還沒電視，誰聲音動人又儀錶堂堂的話，誰就明顯地佔上風。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丁加奴，在當地宗教學校受教育，戰爭時期替印度國民軍開過羅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來，一度當過流動理髮師，後來成了宗教教師。他加入過非常激進的馬來民族主義政黨"覺醒青年團"，1954年轉到巫統，發現巫統太保守，不夠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動黨。後來我先後委任他為政務次長和政務部長。他很受馬來人愛戴。他從社會的底層攀升，這是那個革命時代的特點。舊秩序根基動搖，社會正處於轉型期，許多工人階級出身沒受過教育的男女抓緊機會，憑著自己的能力、幹勁和運氣攀上頂層，所以我們派出的多個理髮師(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報告里，把他們列為"美髮師"和許多職工運動分子，都只受過幾年的小學教育。
絕大多數人都貧窮
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貧窮，多數住在貧民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