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罵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麼，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複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產黨統一戰線一同工作開始經歷一場火的洗禮。林清祥、方水雙等共產分子仍然認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衝突，是提高民眾的革命熱情，激起民眾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們是否知道，這麼一來，人民行動黨必定會被封禁，而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工會也會被鎮壓。有時，林清祥和方水雙似乎聽取我的意見，只採取憲制鬥爭的方法，跟資方展開長時間的談判，同時進行消極的抵抗，避免發生流血事件。然而他們的傳統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們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鬥爭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處境異常困難。雖然我不能也不會替他們辯護，但我也不能譴責他們，否則我們的統一戰線就要分裂。我面對極大的壓力。首席部長於5月16日召開立法議院緊急會議，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眾對工會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動黨，同時使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跟共產分子決裂。這一次，古德首先發難。他發表一篇強有力的演講，他把矛頭指向我："為了貪求權力…人民行動黨以及暗藏在他們當中的共產黨支持者和幕後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亂、流血和工潮的發生。"他又說："如果尊敬的議員相信，民主自治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那麼他就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如果他真的反對，就請他大聲、清楚地說出來，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進行巧妙的詭辯。他是在暴亂髮生和人命傷亡之後才悲嘆暴力事件的發生。讓我問他一句：在暴亂髮生之前，他採取過什麼預防的步驟?他是否問心無愧?或者是，他已經無法控制坐在他後邊，指揮著行動黨的武吉知馬區議員(林清祥)?"
接著講話的是約翰·伊德。他是個外來白人，以進步黨候選人的身份贏得東陵區議席。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反對白人，他起來講話反而使我更容易應付。我在他講完後馬上站起來說，我覺得高興的是，我要答覆的是兩個英國人的質詢。要是馬紹爾的話，"他會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個宇，而且會更加謹慎從事，更加了解當時形勢的艱難和危險，也會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懼和抱負……
"我們到這裡來，並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對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對所犯下的罪行負責。"我繼續以違抗的口吻說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這裡來，因此，我將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講話。"我重申人民行動黨的立場："我們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毀殖民制度。我們發誓不採用暴力……我們不準備替殖民制度戰鬥，延長它的存在，或使它永遠存在。但是只要把權力交還給我們，我們就會同威脅到一個獨立、民主和非共的馬來亞的生存的共產黨人或任何其他勢力搏鬥。"
在暴亂髮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鏡報》的通訊員解釋了人民行動黨溫和派面對的問題。根據《海峽時報》的報道，我說："在新加坡，無論誰想獲得說華語或方言的民眾的支持，可不能採取反共的立場。這裡的華人為中國感到異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我會投票支持共產主義，絕大多數華人也會這麼做。"我是希望爭取到足夠的華人，同我們一起投票反對共產黨，支持獨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只要共產黨中國的成功繼續鼓舞著他們，這個目標就不容易達到。
馬紹爾的預言
由於我在發言過程中讚揚過馬紹爾，因此他講起話來再度顯得搖擺不定，連他的支持者也給搞糊塗了。他說了以下幾句話，使人民行動黨不致信譽掃地。他說："人民行動黨里有好些負責任、正派和誠實的人。如果他們能清除黨內的共產分子和同路人--他們也知道黨內有這樣的人人-如果他們敢於負起自身的責任，那麼他們這個組織就可能會如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天領導這個國家贏得獨立。"我和他都沒想到這番話竟成了預言。
可是，馬紹爾卻不知道由於這番演講，尤其是他急於解決糾紛和避免衝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開了。新加坡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工會領袖，每一個共產黨幹部都曉得他們能夠利用政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也能夠利用政府來威逼僱主，獲取利益，並接管資方的權力。
他們的成功已獲得報償。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的會員劇增到23000名，其中以華族青年占多數。聯合會中受英文教育的同夥--如今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爾、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則協助受華文教育者摧毀英國的殖民制度。他們的策略是滲透現有工會，再組織新工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事實上已經成為他們的附屬團體。他們的武器就是發動同情罷工。如果有任何機構發生糾紛，他們便恫嚇發動全體員工罷工。
這是要形成一個工人、學生和農民(在新加坡為數不多)的統一戰線，目的在於煽動工潮，把勞工糾紛變成政治爭端，加深階級仇恨和對白人的種族仇恨，激發民眾蔑視當局。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通過說華語或方言的會員發展成為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之後，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把目標轉向新加坡海港局職員公會、軍港僱員聯合會和市議會工友聯合會。這些工會都屬於非共組織，但是它們的印族、馬來族和說英語的華族會員卻準備追隨新加坡各業工廠商店職工聯合會。他們現在才了解原來他們也可以利用華族工會的戰鬥精神和恫嚇發動同情罷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勢已經惡化。9月26日他在呈給波靄的報告中這麼寫道："在選舉期間……有人發表過分的演說，攻擊政府……人民行動黨的集會也擠滿有組織的勞工和華校生；群眾的情緒被巧妙地挑動起來。這一切導致人們不再尊重合法當局，卻提高了那些……公開向政府挑戰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這期間，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從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個月里，發生了260起罷工事件。不過，這些激進行動發展的結果卻對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議會工友聯合會由於上一年提出的調整待遇要求沒有結果而揚言罷工。市議會警告說，工會會員如果罷工，它將發出停工通告，同時僱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務。雙方談判終告破裂。8月17日罷工開始。
不過，三天後，工會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工會的會員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們多數在市區從事清潔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會規模很大，有數千名會員。工會領袖是一個印度人，名叫蘇比亞。他斜視眼，精明能幹，沒有受過教育。罷工期間，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們訴諸暴力行動。我在答覆時表示我為能當他們的法律顧問感到榮幸，但是我提出條件，要他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罷工。他們同意，結果幾次談判都富有建設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藹提呈報告說："曾經一度發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們熟悉的，但是幾天之後突然停止。這是否應該歸功於李光耀，尚難確定，但事實可能如此。"雙方於9月7日達成協議。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預料的情形相反……罷工並未半途而廢，工會也爭取到資方相當大的讓步……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市議會有其本身的弱點……第二個是，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以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出面調停。事實上，他的調停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個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決而大為提高。"
我所採取的憲制對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跟共產黨人採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結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外行動，並採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會那麼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擇不大會令人反感，因此英國人也就接受了。同樣道理，如果馬來半島不曾發生恐怖主義事件，使得英國人可能蒙受向共產黨人投降的恥辱，東姑拉赫曼也就絕不可能單靠在鄉間向人數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演說而爭取到馬來亞的獨立。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是無法被接受的。這麼一來，民族主義者訴諸逐漸侵蝕殖民地政府功能的憲制手段，就變成有效，而且能為殖民主義者接受。在戰前的印度，由於沒有共產黨的威脅，消極的憲制抵抗手段，要經過好幾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會繼續醞釀罷工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馬紹爾卻從一個政治危機搭上另一個政治危機。他頗得製造政治危機的訣竅。就在工潮和騷亂不斷發生期間，他卻為了要求多設四個副部長的職位，同總督柏立基爵士發生衝突。當總督只答應多設兩個時，他決定讓爭執公開化。他聲稱總督沒有權力漠視首席部長的意見，而且揚言如果總督在採取任何步驟之前拒絕跟他磋商，他就辭職。他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緊急法令已於7月21日期滿，總督將有效期延長三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