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鈾。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來……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子搭上了關係……
在歐思禮路我家飯廳舉行了無數次會議之後，到1954年年中，我們決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個政黨。為了在下個階段的政治改革中成為立法議院里一股能積極發揮作用的力量，我們要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打響知名度，組織起來，並在行將到來的選舉中有機會贏得足夠的席位。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們在工會、會館和同業公會裡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力量，但就是還沒法打通同說華語或方言的工人群眾的聯繫。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訴華校生我希望跟華族工會接觸，要求他們介紹我認識一些華族工會的領袖。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到歐思禮路來。芝當時正和兩歲的兒子龍在走廊上。我到會客室見他們，他們自稱來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他們低聲說話，略懂英語，他們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雙。我於是跟受華文教育的工人階級中的活躍分子搭上了關係，我感到興奮，因為這樣我就有機會嘗試從中物色人選，來參加我們建立一個民主、非共、社會主義的馬來亞的事業。
林清祥和方水雙看來正是適當的人選：他們彬彬有禮，熱切誠懇，衣著儉樸--方水雙的衣著甚至有點襤褸。他們的面容和舉止，無不說明他們充滿熱忱和獻身精神。我向他們解釋，我打算組織一個政黨，代表工人和權利被剝奪的人，尤其是受華文教育者，為的不只是在未來的選舉中勝出，而是要贏得足夠的席位，以便暴露整個制度和現有的政黨，為下一輪選舉養精蓄銳。對這個計畫，他們不置可否。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跟華校生打過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之前，他們必須回去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他們的上級會進行認真的討論，最後把黨的路線向他們傳達。大約兩個星期後，他們準備跟我一起組織政黨，目的不是為了奪權，而是為了暴露殖民地政權的腐朽，暴露準備實施的林德憲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黨。
我們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個公開會議上發起組織人民行動黨，我要他們成為發起人。兩人私下商量了一陣子，然後說要先討論一下。下次再來時，他們說，擔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受薪秘書的方水雙會成為會議召集人，林清祥暫時不參加。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我認為，方水雙加入的話，新政黨將有比較廣泛的工人階級基礎。我們已經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馬來藍領和白領工人，現在又有華族會館、同業公會和藍領工人。
10月，我們宣布成立人民行動黨。l1月我們誓言爭取"建立一個使用多種語言、有同步傳譯設備的立法機構，因為民選立法議員們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麼和有些什麼感受一無所知，這種情況並不健全"。其他政黨也不得不這樣做。
東姑與陳禎祿的分歧
為了平衡明顯的激進政策以及一些發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說服了當時的巫統領袖、馬來亞行政議會成員東姑拉赫曼和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爵士，讓兩人到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講。我在多個晚宴上和陳禎祿見過面，同東姑則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報紙誹謗時結識他。東姑到辦公室來見我，過後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統領袖到我家吃晚飯。因此，這兩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領袖出於跟我的個人關係，在人民行動黨成立大會上講話。他們多半也認為將來我會成為對他們有用的盟友。東姑不希望我參加聯邦的政治活動，陳禎祿卻希望，兩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們在選舉利益上的基本矛盾。東姑希望華人不團結，分散在小地區里，最好是一盤散沙，好讓馬來人容易應付。陳禎祿希望有年輕人能把華族社會團結起來。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點，我們在維多利亞紀念堂召開成立大會，一直開到下午一點才不得不中止，因為有人已預定下午在那裡舉行演奏會。那是個濕熱的上午，會場上坐滿了人，但不是爆滿。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報》報道有1500人，《海峽時報》說有800人。會場沒有熱情洋溢的氣氛，也不算緊張。來自工會的支持者佔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座位，其餘是來自其他政黨的觀察員和有興趣的外人。我們讀出講稿，沒有滔滔不絕的演講。我們穿開領襯衫，陳禎祿穿西裝便服，東姑穿馬來族禮服--扣上紐扣的綢上衣，寬鬆的褲子，臀部系一塊裝飾性的沙籠。
會議開得不錯，卻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動黨，媒體的報道對我們還算客氣。我們宣揚自己，沒有華麗的言辭，沒放汽球，也沒放鴿子。當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為選舉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時，我們已做好了準備。經過熱烈討論之後，我們選定了五名候選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馬區，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園區，吳秋泉角逐榜鵝區(他是貝恩的朋友，60歲，職業是承包商，在榜鵝區生活過，當地人都認識他)。方水雙出生在柔佛州，不能當候選人。我們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獨立候選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區，軍港工人在該區的選票將起決定性作用。
當時人民行動黨在組織上很弱，幾乎毫無組織可言：沒有受薪人員，沒有支部，沒有基層領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選區的兩名對手(一個受華文教育，一個受英文教育)反對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備這個資格。按照倫敦女王樞密院發出的根據林德新憲制舉行選舉的樞密令，候選人過去10年里必須在新加坡居留滿七年。但是看來這項規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為新加坡成為單獨的殖民地只有8年11個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選舉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勸告兩名對手說，以居留期不夠作為反對的理由，只能在我當選之後，通過提呈選舉請願書的方式進行。
我把這個消息通知當時在倫敦的慶瑞，他轉告工黨議員奧伯利。奧伯利在下議院提出詢問。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說："在即將到來的聯邦選舉之前的有關時期，在英國的馬來亞學生，如果不是由於其他原因失去參加選舉的資格，只要在離開期間繼續把聯邦當成自己的家園，他們都獲准登記成為合格選民。他們無疑也會被視為有資格當候選人。"
雖然他所提的是馬來亞學生，但是反對我的人都決定不再提這個問題。他們知道，倫敦在必要時會追溯這項規定的生效日期，以糾正事態而不至於讓荒謬的規定引來不愉快的政治紛爭。正如我當時指出，約翰·伊德在英國出生長大，在新加坡住滿七年便有資格當立法議員，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長，除了在英國四年以外，一生都在這裡度過，卻沒有這樣的資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圓的。
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礙。報上報道，華校出身的民主黨對手藍天說，華族的語文我讀不來，也寫不來，沒有能力代表華族選民。這使我公開受窘。我勇敢地反駁說："這麼說來，既然泰米爾語和馬來語藍天讀不來，也寫不來，邏輯上這意昧著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區的馬來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經心地聲稱，華語、客家話和福建話我都能讀、能寫、能說，也會說馬來語。那是選舉期間的虛張聲勢，一些華文報記者勸過我最好別承認不懂母語。那時我記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學校學華文，我沒聽她的話，非常懊悔。如今非誇大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可。我會寫一些漢字，但是多數忘記了，因為1943年辭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後便一直沒用過。我的客家話和福建話很差，只能說三兩句。我發誓要彌補過去的忽略。
藍天的挑戰
接著藍天向我發出挑戰，要我到丹戎巴葛區說廣東話的牛車水街頭會議進行辯論。我避開了，反駁說要在立法議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選人英語必須說得好，因此我當代議士工作效率會比他高。不過，當我到另一個廣東人聚居區萬達街出席人數最多的群眾大會時，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說了幾句華語。友善的《新報》記者易潤堂替我寫了兩段話，原來只要三分鐘便講完，他卻花了幾個小時教我讀。群眾支持我，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親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關心我的競選命運，我從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訓。說華語和方言的左翼工會和華校中學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協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幫我和其他候選人。有了這次的經驗，如果我過去對他們聽誰的命令還有懷疑的話，現在疑雲全消了。我們只是為了雙方的方便才組成統一戰線。他們要他們的兩個人當選，我只是因為掩護了他們，才對他們有用。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次競選活動，跟1951年我在加東擔任黎覺的選舉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樣。那是上流社會的活動，開茶會、設晚宴，招待180萬人口當中的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