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個華校生一起到我家裡來。一個個子小，留平頭，門牙缺了一顆的小夥子擔任他們的翻譯兼發言人，他叫孫羅文；另一個叫史立華的男孩兒，英語也說得不錯。此外是三個梳辮子的華族小姑娘。男孩兒穿短褲，女孩兒穿裙子，都是校服。他們要求我請英國女皇的律師布里特替七個同學上訴，這些同學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學生解散時他們阻撓執法。案子審理後罪名成立，他們被判三個月徒刑。上訴案將在10月開審。
事件發生在1954年5月13日。這一天，主要來自中正中學的500名華校中學生跟警方發生衝突。他們遊行支持一個代表團前往總督府遞交請願書，反對國民服役登記。警方阻止遊行隊伍前進，下令他們解散，他們不服從命令，向警方扔石頭，混亂中有六名警察被刺傷。警察揮舞警棍進攻，打傷了一些學生的頭部。在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傷，48名學生被捕，其中兩名是女的。
第一輪審訊在6月28日進行。40名學生的罪狀是不服從警方要他們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處緩刑六個月。另外八名受審的罪名比較嚴重，指他們阻撓警方人員執行公務。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審理，因為法官前一天對待他們的同學和判他們罪名成立的做法，顯得他有偏見。他們拒絕講話替自己辯護，結果被判監三個月，那是這個罪名最重的刑罰。
法庭當時關注的是，他們蔑視法律。但潛在的課題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僱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當低級人員，在官方領域裡，受華文教育者沒有地位，扮演不了什麼角色。政府開辦以英語和馬來語為教學媒介的小學，中學只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但是，對移民社群，政府則任由它們自生自滅。華人因此籌款建自己的學校。他們經費自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是從中國請來的，以原來在廣東或福建省採用的教學方式教本地學生華文。文化上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天地里。華校畢業生可以轉到英校繼續讀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階梯；否則就到使用華族語言的機構找事做。這些機構是華人商店、餐館、商行和幾家由華人開設的銀行。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產黨人的滋生地。共產黨人自從1923年共產國際最先從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隱藏起來。戰爭結束之後，馬來亞共產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響的年輕人當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開始在教室里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產黨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的成員。由商人和店主組成的學校董事會不是同情他們，就是不敢反對他們。
新馬兩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新加坡的共產黨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動，事實上卻在招募成員，擴展勢力。1952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提出國民服役法案，規定所有18歲到55歲的男性必須應召參加武裝部隊、警察部隊或民防部隊。1954年4月，政府開始進行登記。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軍隊，1200人加人民防部隊，準備以抽籤方式招募。但在學校里，登記工作進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記截止當天，華僑中學的學生向代理輔政司遞交請願書，要求集體兔役。代理總督古德為此發表文告說，豁免只能個別考慮。這導致5O0名學生遊行。總督拒絕接見他們的領袖，要他們全部先行登記。
當時我不了解問題的背景，雖然知道在這個全然不同的世界裡，有股暗流在醞釀沸騰。學生們組織良好，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他們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得不得了，能採取集體行動，集體表示蔑視，使政府難以孤立他們的領袖，把他們抓來懲罰。學生被捕後，他們開始渲染誇大其他問題，以便能發動學生跟警察衝突，製造烈士，同時煽動公眾反對政府。只有經過多年之後，我才了解他們的動機和方法。許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馬來亞大學學生會，當時也同樣消息不靈和看法天真。馬大學生會因此在5月18日公開對華校生的遊行表示支持，要求對這次暴動事件進行調查，因為警方不適當地動用了武力。他們想法簡單，跟我一樣。
共產黨人立即以"五一三"來紀念5月13日的衝突，學生在學校集中抗議，組織了一個55人的免役代表團，分成幾組，收集受傷學生的情報，給他們提供醫療照顧，從而激起公眾的同情。．
他們到處爭取其他學生、家長、店主和華族地方領袖的支持，事實上是爭取整個說華語或方言的華族社會的支持，所採用的方式，是一發現警方找麻煩，他們便集中在學校或工廠，閉門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吸引人們的注意，爭取同情，蔑視當局，刺激政府"迫害"他們。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發生後第二天，他們在中正中學集中，只有在中華總商會一個12人代表團要求他們解散時，才在隔天離開。他們變得重要起來了，華族社會的長者前來懇求他們，答應為他們出頭向當局說情。政府面臨學生越來越不守紀律的嚴重局面，就向中華總商會施加壓力。總商會於是把年中假期提前兩星期。商會代表首先得為學生向殖民地政府轉達他們所提的六點要求。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國民服役，無條件釋放48名被控候審的學生，公開調查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讓步。學生們巧妙地把華族社會的長者卷進了他們的事業。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學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學，拒絕離開，直到獲得免役。三天後他們才解散，那是由於警方斷絕了他們的糧食供應；一些家長前去責罵子弟，強迫他們離開。
蔑視政府的行動
事態就這樣發展下去。中正學生要求學校複課，華中學生揚言要進行絕食。6月2日，來自各中學的1000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在強制放假期間拒絕離校。這是蔑視政府的行動。他們在教室和露天場所上課，由高級班同學教低級班同學數學、英文、華文和地理，家長送食物繪他們。除此以外，這看來就像個學生自行組織的複習功課的夏令營活動。
學生也向總督遞交更多請願書，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學校複課時，當局採取了新的紀律行動，包括審查教師，禁止學生利用校舍進行未經校長批准的課外活動。這些命令在報上讀起來很像樣，在學校里卻執行不了，因為董事會和校長害怕教師和學生當中有組織的地下活動。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準備採取行動，封閉任何不遵守學校條例的學校；如果學校在這之前的六個月內被利用來進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傳，學監就必須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這所學校不應被封閉。這不是個經過慎重策劃的行動，宣布的時機也不對，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在這之前，華校董事會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團、騎牆派和共產黨的同路人，一旦政府準備控制他們，他們便團結起來反對政府，連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報紙也支持他們。
總督列誥爵士大吃一驚。9月21日向立法議會講話時，他表示對有人指政府採取反華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說，政府無意同化華校和把它納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統。共產黨人知道，總督的計畫是要制止他們的顛覆活動，事實上卻提供了機會，使他們能利用愛國事業把所有受華文教育的團體團結起來。他們聰明地把問題歪曲成為：脅迫華校英化，摧殘華族的文化、語言和教育。在華人心目中，尤其是對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萬富商和店主來說，這些都是神聖的民族遺產。從中國傳來的許多熱烈讚揚建設成就的報道，對中國如何轉化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進行描繪，把他們給迷住了。而正當中國重新煥發青春活力，應該成為各地華人恢複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時候，英國人似乎正準備剝奪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殖民地政府誤闖了文化雷區。如果政治部當年有受華文教育的官員，能感受到新馬兩地的沙文主義社群的脈搏，他們就會提醒總督，採取行動時應該更敏感、更謹慎。
華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們生氣勃勃，善於籌款。我代表他們找布里特時，告訴布里特他們能動員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出錢。布里特建議收費3萬元。我轉告學生，他們眼睛眨也沒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飛來新加坡，處理五天後開審的上訴案，早在這之前，他們便把錢送到我家來。看來他們對前往黎覺與王律師館感到不自在，因為律師館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國人。
布里特讀了上訴資料之後，必定知道上訴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根據自己多年來表達激烈感情的經驗，盡量替學生講話，並進行宣傳，以損害政府。他到達後第二天，學生在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