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裡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為一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
我和芝取得律師資格後，黎覺準備分別跟我們兩人簽署為期三年的合約，聘用我們為助理律師，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兩年半後有全薪假期六個月。就當時的情形來說，這樣的待遇是優厚的。郵差罷工結束後，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芝則處理產權轉讓業務。這期間我獲准到馬來亞聯邦執業。
1952年9月，一個清瘦的馬來人到我辦公桌前來。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長，跟一般馬來人不一樣。我的辦公桌在黎覺與王律師館的一個角落，只用書架分隔開來。這個馬來人的英語說得不錯，但說話有點猶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紹，名叫尤索夫·伊薩，是《馬來前鋒報》的東主、總編輯兼董事經理。他的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顛覆分子一起關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將進行審查，他問我願不願意替沙末辯護。
當時所有毫無希望或近乎絕望的案件，最後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麼法律問題，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勸說政府相信這個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義者，雖然暫時可能跟共產黨人在一起，但最終即使不成為共產黨的敵人，也會成為共產黨的競爭對手。
我當時覺得，向政府施加壓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決定找負責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員，了解當事人的真正情況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樣的證據。湊巧遇上了警監柯里頓。柯里頓主管政治部印度組和受英文教育組。他是個專家，曾在英屬印度做過類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
我和柯里頓碰過面。他研究過我的檔案。1952年的一個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歐思札路38號找我聊天。他說，他讀過我在倫敦的活動記錄，想見見我，以了解更多有關林豐美等共產黨人在倫敦的情形，以及他們對新馬學生的影響。我把對林豐美的看法告訴了他，也對他說共產黨人在倫敦不大可能影響新馬的受英文教育者。與此同時，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對在布達佩斯舉行的青年節的懷疑。我說，我的弟弟金耀參加青年節只是為了好好度假，他"對政治的興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後，我發現自己這個說法被收進了政治部的檔案。
這一回我是到羅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頓的辦公室見他。他很坦率。他說沙末是個聰明的馬來人，非常活躍，是一流的活動家。我問他沙末是不是共產黨人，他答說"是我所見過的最聰明的共產黨人"。聽起來案子自然是沒什麼希望了，然而他繼續說道："但是人們會成長，想法會隨著閱曆日深而改變。影響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會見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師都得到這個便利。那是個工作日的下午，20分鐘的航程很愉快，隨後是從登岸碼頭沿著小路和階梯走20分鐘到島的北部。在蒼翠的老淡布蘇樹之間，散落著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腳樓。離四周軍營似的用鐵絲柵欄圍住的鴉片戒毒所不遠，一座浮腳樓也圍著帶刺的鐵絲柵欄，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營的警衛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蘇樹下放了一張木桌和兩把木椅，我在那裡等候。一個印度警衛到浮腳樓裡帶一個馬來人過來。這個馬來人個頭中等，身材修長，有點瘦，特別是臉部，走起路來步履敏捷。他戴著墨鏡，八字須修剪過，一顆門牙斷了，看起來有點陰險。他煙不離手，看上去激動得很。
我告訴他，是否被釋放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會繼續成為共產黨人。假如是的話，多半會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釋放後他顯示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以後可能就不再理會他。他發出一陣狂笑。這是我第一次面對一個被拘留的共產組織成員。他們決心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們有信念，有力量，為了事業能忍受窮困，是什麼心理、什麼心態和什麼動機使他們這樣做，我那時一無所知。
沙末案子的審查是在法官的辦公室里進行的，不許宣揚。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馬來亞共產黨黨員，也是馬共屬下組織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領袖之一。我申述說，他基本上是個反殖民主義者和馬來民族主義者；作為馬來人，他接受不了由華人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沙文主義號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給法官和兩名陪審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麼話也沒說，審查不到20分鐘便結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幾個拘留人士獲釋，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過鐵絲柵欄看到蒂凡那時，他戴著一副角質眼鏡，只穿短褲和日本式樹膠拖鞋，一點也不討人喜歡。他又矮又胖，好爭吵，顯得憤世嫉俗。當沙末發現我注意蒂凡那時，他告訴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師公會的職員。沙末說："在拘留期間，你很快就能分辨誰是弱者，誰是強者。"蒂凡那是強者，靠得住。我當時想，也許如此，但我不喜歡他的好鬥樣子。過後不久，新加坡教師公會到黎覺與王律師館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絕不了，但並不熱切盼望著設法把他爭取過來。接下來我再遇到柯里頓時，他向我介紹了蒂凡那，證實他憤世嫉俗，忠於共產主義，而且有決心。
這個時期我們一小組人，吳慶瑞、杜進才、拉惹勒南、貝恩和我五個人，一直在歐思禮路我家的底層飯廳開會，討論成立政黨的可能性。飯廳是西晒部分，因此又熱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兩扇門全打開了，還有風力很強的風扇在天花板上轉著，仍舊悶熱得難受。如果說空氣叫人昏昏欲睡，我們卻精神煥發。我們下定決心，要跟因循苟且、軟弱、投機和專謀私利的政黨以及當時在立法議會和市議會裡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決定邀請沙末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的可能性：發動憲制鬥爭爭取獨立，而又不被共產主義運動吸進去。我們也需要他參加，因為他可以讓我們跟說馬來語的世界溝通，通過《馬來前鋒報》向馬來群眾傳達我們的觀點。
經過兩次會議之後，沙末問能不能帶蒂凡那一起來，因為蒂凡那可以做出貢獻。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朋友們和我都認為，如果內部核心只是我們喜歡的人，就永遠不可能擴大成為一個政黨，所以蒂凡那也來了。我們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個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局勢和能夠採取的政治行動。
英國人並不是停滯不前的，他們了解壓力正在增加。1953年，總督委任英國前駐比利時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個委員會，檢討新加坡的憲制，並對憲制的進一步改革提出建議。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報告中，林德建議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動登記成為合格選民，這會使選民人數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長組成的部長會議將成為新的行政會議，其中六名由民選議員擔任，他們將由多數黨領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門仍然留在輔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三名當然議員手上。除了在外交關係和防務(包括內部治安)這兩個領域，部長會議的決定總督必須接受。部長會議只對立法議院負責。立法議院共有25個民選議席、6個官委議席和3個當然議席。總督接受了報告的建議，定於1955年4月下屆選舉舉行時付諸實施。
我和朋友們必須立即決定要不要參加在新憲制下舉行的選舉，或是繼續觀望。拉惹勒南根據馬來亞民主同盟犯下錯誤的經驗教訓，極力主張參加，貝恩和慶瑞看法也一樣。我相信，不參加我們就會被排除在憲制領域之外，結果會落得跟馬來亞民主同盟一樣的下場，否則就得轉入地下。於是我們開始籌備在1954年底以前組織政黨，讓我們在投票前有六個月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