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眾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線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眾基礎，並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眾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個馬來人和一個印度人身穿郵差制服，到黎覺與王律師館來找我。這時候，我已經不在黎覺的辦公室里工作了，我在辦公室外邊自己的桌子旁跟他們談話。這裡沒有冷氣設備，悶熱、潮濕，車輛來往的聲音和小販的叫賣聲不絕於耳。他們告訴我，郵電制服職工聯合會前些時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們獲准聘請一位律師，今後代表他們進行談判。市議員A．P．拉惹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但他因為工作太忙，建議他們到黎覺與王律師館來同我接洽。當時黎覺與王律師館是進步黨的聯繫網路之一，因此推想律師費不會太多，我徵求黎覺的意見，問他是否應該接受。他說為了表示友好，應該接受。於是我接受下來，完全不考慮律師費的問題。
P．哥文達三美給我很好的彙報。他是郵政局職員，比普通郵差高一級，所受教育不多，英語講得還可以，是個十分可靠和說話中肯的人。談判從2月持續到5月。但是政府對工會的要求，只答應調整到跟馬來亞郵電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駁說，新加坡郵電工友的工作比馬來亞的郵電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費也比馬來亞高，但是徒勞無效。
我們已到了攤牌的地步。郵電工友決定在麥士威路宿舍舉行罷工前的一次大會。那是一個星期天上午，大約450名郵電工友到場，全體會員幾乎都出席了。工會代表事先要求我在會上講話。我出席大會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們的勇氣，同時保證他們有一個了解他們所有要求的律師正準備替他們出頭。如果我跟他們說英語，恐怕不會收到很好的效果。於是我用巴剎馬來語講話，證明好處很多。他們了解我所講的話，因為出席大會的以馬來人占多數，只有20%是華人和印度人，他們都聽得懂馬來話。我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他們決定依照緊急法令的規定發出罷工通知書。
罷工行動預定於5月12日下午六點開始。當天下午三點，政府發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讓步，但拒絕了郵差的主要要求--調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雖然公函寄出時密封，用大寫黑體字在兩個地方蓋上"機密"宇樣，但是就在當天晚上，郵政總監卻到新加坡廣播電台廣播政府的建議，並說工會方面已經拒絕接受。
我代表工會回答說："新加坡公眾聯絡部事先沒通知工會，便發表跟工會來往的機密信件，同時壓制工會的答覆。我驚奇的是，它居然認為這樣做是恰當的。工會認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勸請公眾在工會和政府雙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後，判斷該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罷工開始前，已經從英國回來的吳慶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華游泳會會見《新加坡虎報》副總編輯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馬來亞人，原本是斯里蘭卡賈夫納地方的泰米爾族，在倫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離開。他曾經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義者以及英國的左翼人物來往，一直在寫反對殖民主義的小冊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邊向他解釋了罷工的背景，四周不時傳來音樂和泳客的喧鬧聲。他一直在找一個合適的課題，藉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戰。郵差罷工是一項正義事業，他急於投入戰鬥。
罷工第一天早上，郵差進行和平糾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帶手槍和闊頭彎刀的辜加兵，前往紅燈碼頭附近浮爾頓大廈內的郵政總局。並有警車和無線電巡邏車不斷開到那裡。副警察總監宣布，他們會一直守衛下去，直到罷工結束。
第二天，各報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對照的是，報上也刊登了工會主席的聲明。聲明說："為了避免跟郵政總局四周的武裝警察發生衝突，我們不在總局進行糾察。但在表明了意圖不致因誤會而發生危險之後，從今天開始，我們準備在總局和其他郵政局進行糾察。"公眾立即轉而同情郵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糾察恢複進行。
《新加坡虎報》是本地報紙，銷路比親英國的《海峽時報》小得多，但在這場鬥爭中，它發揮了作用。跟《海峽時報》相比，許多本地人更愛看《新加坡虎報》，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員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寫的社論中，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尖銳地抨擊了殖民地政府的種族偏見，對外來的英國人有權獲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進行質疑。政府給外來的英國人每人1000元的津貼，卻拒絕郵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罷工期間郵件堆積如山，給大家帶來很大的不便。由於郵差採取溫和的姿態，外加我替他們起草的聲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報》所撰寫的社論，對爭取人們支持郵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馬來文報《馬來前鋒報》支持罷工者，因為多數郵差是馬來人。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也同情他們--兩報記者和編輯當中有許多共產黨同情者，他們經常反對政府。
《海峽時報》屬於英國人所有，由英國人管理，主筆阿林頓·肯納德是個寫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態出現，卻很難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論中提出了巧妙的辯解，例如："新加坡工會提不出證據，以證明新加坡郵差的工作跟聯邦的同行有什麼不同。"
第二天我通過《新加坡虎報》回答說，新加坡郵差每天派三次郵件，聯邦郵差只派兩次；新加坡郵件數量多，工作節奏也比較快。
拉惹勒南的評論
這場鬥爭使拉惹勒南越戰越興奮。他的評論發揮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踐踏的群眾出頭，反對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剝削者。他的評論風格是堅決有力的。我在劍橋工黨俱樂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學生練習辯論的結果，使我的表達方式跟他不一樣，我是寧可輕描淡寫，也不言過其實。於是我們兩人成了好搭檔：拉惹勒南的筆觸是強有力的，我的雖然一針見血，卻是彬彬有禮，總是悲哀的成分多於憤怒。我打電話給他提建議，向他傳達街頭支持者的反應。他要我檢查他的社論的力度，並把社論的校樣送到我家請我提意見，並且通過電話交談，往往談到午夜過後，在他的報紙快要下版時才結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報》做事的話，《海峽時報》就會完全不登郵差和我的消息，我們恐怕很難得到公眾的支持。事實上，《新加坡虎報》起了推動的作用，最後《海峽時報》不得不刊登我的來信，以維持中立的姿態。
罷工接近一星期時，公眾輿論變得更強烈反對政府。政府驚惶失措。輔政司建議"一旦僱員恢複工作便繼續談判"。我回答說，要是工人取消罷工，談判又失敗，他們就可能得進行第二次罷工。"這種局面重複多次的話，罷工就會變成鬧劇，而罷工是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最後武器。"
輔政司的反應是答應5O0名罷工郵差和電報信差，如果他們報到上工，他會親自同工會代表談判。我勸工會領袖採取新的立場，宣布停止罷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認為的使它無法進行談判以立即解決糾紛的唯一障礙。"
這就給輔政司和他的官員挽回了面子。談判在5月26日上午10點恢複，持續了五個半小時。爭議中的六點，有四點當天就解決了，其餘兩點第二天也解決了。工會和政府接著簽署協議備忘錄。
這是1948年6月緊急法令實施以來的第一場罷工。一切完全根據法律行事，沒有威脅，沒有動用暴力，甚至也沒有不守秩序的糾察，鬥爭目標是爭取公眾支持。工會勝利了。這次罷工暴露了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無能。兩個星期的事態發展，不但改變了職工運動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改變了反殖民統治憲制鬥爭的未來發展趨勢。
報上的報道和宣傳提高了我的專業聲望。我不再只是個從劍橋回來獲得學術榮譽的莽撞的年輕律師。人們眼看我怎樣跟罷工工人打交道，怎樣領導他們，怎樣替他們說話，沒有造成什麼破壞便取得了勝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後矛盾和不合理之處，我以理服人而不積怨。郵差罷工使我受到公眾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成千上萬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線上升，又沒嚇壞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和朋友們現在深信，我們可以在工會中建立群眾基礎，並因此而進一步獲得政治力量，我們找到了動員群眾支持的方法，
郵差罷工勝利是個轉換點。在這之前，非共集團由於害怕緊急法令也會限制和妨礙他們，一直不活躍，合乎憲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眾行動能擺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給他們壯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