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產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我們置之不理，或者無法動員他們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麼，最終得利的將是馬來亞共產黨。
當福克斯先生讓我在"威廉勒伊斯號"頭等艙苦等的時候，我走到甲板上向父母親、天耀、金滿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們跟幾個朋友，包括韓瑞生，到碼頭來接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們下船後，便各自回家。她跟著父母親回到巴西班讓，我則乘坐一輛由馬來車夫駕駛的藍色史都巴克牌舊轎車，回歐思禮路住家。這輛車是母親買給我的，連車夫也雇好了。母親經營一間寄宿公寓，又是多個銀會的會頭，生意搞得不錯。當年在華族家庭主婦當中很盛行搞銀會，因為參加銀會比向放債人借錢要光彩些。
最初幾天我覺得很不舒服。在英國四年，我適應了涼爽乾燥的氣候。8月份新加坡的高溫和濕氣，使我感到很睏倦。最初幾晚難受極了。我把睡房裡的吊扇調到最快，把兩扇落地長窗打開．房門半掩，讓空氣多多流通，還是無濟於事。最初幾晚，汗水濕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並更換睡衣，搞得筋疲力盡。由於我沒有適合在熱帶穿的衣服，白天也跟晚上一樣熱得渾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許多好現象。自從1946年以來，它不斷向好的方面發展。街道上汽車多了，商店裡物品豐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飯食尤其可口，我已有四年沒嘗過。雖然"威廉勒伊斯號"郵船的菜肴跟過去英國的普通伙食相比已經大有改善，卻還是缺乏海峽土生華人用大量香料烹調而成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舊雨新交，重新建立聯繫。一天，我拜訪了一位在司法部門任職的朋友，正要離開最高法院時，遇見著名的海峽土生華人律師王長輝。本地報紙曾經報道我回來的消息，而且對我和芝在劍橋大學取得優異成績也做了顯著的報道，這引起王長輝的注意。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到他和黎覺所設的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我表示有興趣。他隨即安排我第二天去見他的資深合伙人黎覺。
黎覺是英國約克郡人，大約60歲。他是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後，30年代初期開始在新加坡執業，他後來娶了一個華族女子為妻，婚後沒有生育，領養了幾個華族小孩。他才智出眾，脾氣暴躁，但是聲音很小，這跟他的矮胖身材和肥大腦袋相比，顯得很不相稱。他發怒的時候，滿臉通紅，說起話來幾乎語無倫次。他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滿頭大汗，只好用一條大手帕抹了又抹。他建議我當他個人的見習律師。這樣，我將坐在他的辦公室里，有兩架大型冷氣機散發出冷空氣。冷氣機雜訊很大，但夠兩個辦公室使用，所以相當涼快。在英國時，我決定不到律師館實習以獲得執業律師的資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後，我得實習一年才能獲得執業律師資格。這期間，黎覺每月給我5OO元薪水。
我幾乎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幾件適合在熱帶穿著的衣服，有白斜紋布長褲和輕便的泡泡紗外套。我也買了幾件棉質網眼襯衫，能透風，但同樣無濟於事，我還是汗流浹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來，總是渾身濕透。但是，帶著渾身臭汗進入黎覺通風良好的冷氣房間，後果也很糟糕：我因傷風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學會每次回到辦公室，先用冷水洗臉，等到身體轉涼後，再換上我留在那兒的乾淨衣服。
冒失青年上門提親
我有了工作之後，第二項任務就是拜訪芝的父親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當時擔任華僑銀行總經理。他通過函授課程，自修會計學和銀行學。他不是靠裙帶關係也不是靠金錢升職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銀行總經理的職位。我懇請他把女兒嫁給我，並同他商量結婚的日期。他聽了驚訝得發獃。他一直以為我父母親會通過傳統的方式登門造訪，向他提親，沒想到這個冒失的青年竟然親自上門來求親，而且自以為一定會得到同意。不過，他沒有當面說我什麼，只是後來在芝面前發了一陣牢騷。我們同意先訂婚，到9月底才結婚。黎覺在報上看到我們的訂婚啟事後，表示願意聘請芝為見習律師，薪水每月500元。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芝，她馬上接受。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太方便了。我們兩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見面。
1950年9月30日，我們秘密結婚將近三年之後，在婚姻註冊局舉行第二次婚禮。芝接著搬到歐思禮路38號。母親給我們買了一些新傢具，我們正式的婚姻生活從此開始了。但是芝卻覺得很難進行自我調整；她現在必須適應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親、妹妹和三個弟弟以外，還有幾個印尼來的親戚。這幾個親戚寄宿在我家，幫補了母親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島嶼俱樂部，以便繼續練打高爾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國廷塔格爾所學的球藝能夠保持下去。一段時間我很熱衷於打高爾夫球。一天下午，儘管下著雨，我還是跟芝一同驅車到高爾夫球場去。來到湯申路時，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車突然滑向一邊，掉頭轉了個彎，滾了兩滾就翻倒在柔軟的草坡上。我嚇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樣。我問她怎麼樣，她說沒事。我們很幸運，沒受一點傷。如果我們再往前一點才翻落在路邊，汽車勢必撞向一條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濕地上，我所熱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終了。
我心中煩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喪氣，甚至義憤填膺。權力集中在總督、輔政司和律政司手裡。他們聚居在象徵權力的總督府範圍內。總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樓里，也就是總督府。輔政司住在僅比總督府小的洋樓，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樓。至於副輔政司和總督的私人秘書，則分別住在另外兩座洋樓里。這五座建築物之間每天都有24小時的私人電話駁接服務。
這裡才是真正的政府權力中樞。總督之下設有一個立法議會，25個議員當中只有6個是當地選出的。其餘不是由英國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員擔任，而以輔政司為首。1951年，民選議員人數增加到9個，但是他們沒有決策的權力。在民眾眼裡，他們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會或立法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都少得可憐。
我的老闆黎覺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該黨的領導人多數是30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樣，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這裡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能力，更沒有信心。
我在英國期間讀過倫敦星期日報紙《觀察家報》駐東南亞通訊員帕特里克·奧多諾萬的報道。他形容舊一代的亞洲留學生，不論在情緒上或心理上，都不會為自由而戰鬥。他們的出發點是，認為自己沒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個獨立國家，需要再累積多年的經驗才能辦到。我認為他們既然不能站起來爭取本身的權益，就別提站起來跟英國人對抗了。本地唯一有勢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擔任新加坡書記與行政職工聯合會的秘書長。
這些政客發表的演講都因循苟且，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挑戰。但是每當他們說出任何批評殖民地官員的話時，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思形容他們為"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號"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書處工作，我每次晚飯後到政府宿舍探訪他時，兩人總是把滿腹牢騷盡情發泄。他是個歐亞裔，身材魁梧，說話緩慢，走起路來慢吞吞。他永遠忘不了英國人對他的侮辱，很討厭民事服務中一些英國同事的作為。
我決定做點事，以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別是吳慶瑞和杜進才，早點從英國回來。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經解散了的馬來亞民主同盟的過去的主要左翼領導人約翰·伊巴事先沒通知便跑到歐思禮路來找我。我們在走廊里闊談了半個小時。我問他，對於新加坡不能成事的憲制政治，我們能夠做些什麼?為什麼不組織一個政黨，做點實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權力挑戰。他不置可否，說道："你知道，緊急法令正在實施，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從林豐美那裡得知我們兩人在倫敦會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為他們招兵買馬的對象。
1951年1月，報紙報道有關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產黨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馬來亞民主同盟副主席約翰·伊巴、新加坡教師公會秘書蒂凡那和馬來文日報《馬來前鋒報》的編輯主任沙末·伊斯邁。這是緊急法令下的拘留權力，第一次用來對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團。
事實很明顯，馬米亞共產黨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中爭取到新成員。儘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優厚的待遇，而且壟斷了政府部門和專業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滿懷理想的人，卻經受不住共產黨對反殖民主義者的誘惑。如果我們置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