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馬來亞大廈發表過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說。他們知道我不是在鬧著玩，而是個立場堅定的人。我想最好他們也知道，在憲制上我的行動是光明正大的，同時我和共產黨沒有聯繫，也不同情共產黨的作為……
這期間，我和芝討論了兩人在英國的生活，並著眼於未來。我們認為最好趁12月聖誕假期靜悄悄地結婚，並嚴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親徵求意見，他們一定會很不高興。格頓學院也未必會贊同；學院的學監就給我寫過信，提醒我這一點。女皇獎學金當局也可能表示異議。但我們都是20多歲的人，已經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的一個來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們的真正動機，把當地的一家小旅館介紹給我們，認為那是歡度聖誕假期的理想地點。我們還可以到舉世聞名的莎士比亞劇院觀賞莎翁名劇。然而我們一到達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訴當地的婚姻註冊官，並在住上兩個星期後，便依照手續結婚了。我們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倫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攝政街給芝買一枚白金的結婚戒指。回到劍橋以後，芝用一條項鏈把戒指掛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儘管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們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讀書。我要確保自己能夠達到參加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的程度。芝在應付第二年的課程時有點困難，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見曙光。1948年5月，考試又到來；6月，成績在評議會大廈公布。我在第一階段榮譽學位考試中獲得一等成績。芝在法科第二階段資格考試中，獲得二等成績，她感到很失望。其實，她參加的不是榮譽學位考試，並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後兩人決定到歐陸度假兩星期。
我們不想參加團體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後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處積滿污垢，陰沉一片，經過德國四年的佔領，情形更糟。幸虧德軍司令決定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時沒把整個城市摧毀。比起英國人來，法國人顯得很窮。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自豪和有組織。巴黎的公共交通比倫敦差得多，雙節長巴士看起來又古怪又笨拙，轉彎時不容易操縱。交通一片混亂，司機的態度都很粗魯。法國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櫃檯付款時，都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排隊。他們在車門口推推搡搡，上下車都亂擠一通，甚至他們在說"對不起，先生"時，也使勁把你推到一邊。巴黎的地鐵，票價比倫敦便宜許多。但在1948年那個時候，一般列車都很骯髒，通風設備又差，空氣不新鮮。車上的乘客只顧自己，很少替別人著想。在倫敦，男士會站起來把座位讓給女士，年輕人也會讓位給老年人。我離開巴黎時，心裡對英國人更加敬佩。在社會準則和政府給人民提供設施方面，法國肯定比英國低幾級；所謂設施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基礎設施。
然而對講究吃的人來說，法國餐是頂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別美，醬料也異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簡單的涼拌菜，也蠻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紅又甜的番茄為料，加上少許橄欖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種，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國麵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過。尤其是法國麵包，比英國的鬆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國的標準菜肴了。
我們乘夜班火車從巴黎到日內瓦去。醒來時，只覺得空氣很新鮮，氣候涼爽。日內瓦真是個潔凈無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車很少，來往川行的有軌電車都很乾凈；鮮花正在燈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麼澆水的)。我們下榻的布里斯托爾旅館(戰前這家旅館的住客顯然都是英國人)，所有的床都鋪上美麗的白被單，還有白桌布、白麵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乾乾淨淨，但是價錢一般比法國要貴。瑞士還是那麼純樸，戰爭既沒使物資匱乏，也沒帶來污穢、陰沉的景象。
我們從日內瓦往南走，到洛桑和盧加諾。我們越南下，所見的城市就越骯髒。從同行的遊客口中，我們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處散發著臭味。於是，我們決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館預訂的客房，而在盧加諾多住幾天。我們從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旅館轉到另一家叫"輝煌"的旅館。這有什麼不好?人生難得有這麼一次。我們在盧加諾痛痛快快地過了五天。每天面對著壯麗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務，又有極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納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處的職員看著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是的，不過，我是從新加坡來的。"對方說："啊，蔣介石。"他不曉得我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我並不以蔣介石為榮，因為他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逐出了中國大陸。其實我已料到歐洲人會一成不變地把我看成中國人。我們這幾天所過的，依然是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假期，觀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濱。我發覺瑞士人很守紀律，做事能幹有效，又很講究實際，而且待人態度得體，禮貌周到，只是不夠熱情。他們不會要求你幫什麼忙，反過來他們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總之，他們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劍橋之後不久，弟弟金耀也從美國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一起。他隨身帶著精美昂貴的尼龍絲襪、可以快速晾乾的襯衫以及漂亮的行李--這一切都是在經濟緊縮的英國買不到的。美國看來像個物產豐富的仙境，也像童話中溢流著牛乳和蜜糖的豐饒羊角。因此，我早年對美國的印象是，一個資源豐富、物質條件優越的社會。但是，我卻跟英國人抱著同樣的看法，認為美國人缺乏經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質。他們過於急功近利，過於魯莽急躁，過於雄心勃勃，認為世界上沒有做不成的事，也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里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只是讀書。有時在周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麼早就道出心裡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為友善(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黨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里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黨議員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布，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消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標誌。根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