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星期後，我坐下來寫信給帕里教授，告訴他我決定離開倫敦經濟學院轉到劍橋。我接到他生氣的回信："讓我告訴你，我們拒絕了其他學生，我還想盡辦法勸學院當局錄取你。你的作為顯示我看錯了你，我不該輕易幫助你……"
"大不列顛號"是丘納德公司的6．5萬噸客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航線是從英國的利物浦經大西洋到美國的紐約。從英國南安普敦開到新加坡的客輪都沒它這麼大，速度也沒它這麼快。這次，"大不列顛號"滿載著回英國複員的軍人，此外大約有40個亞洲人，多數是華人。每個房艙的搭客，比平常收費時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這艘船，就感到高興了。離開新加坡17天後的10月3日，船開抵利物浦。
沒有人知道我要來，沒人來接我，我連怎麼到倫敦也不曉得，又要確保大衣箱和兩個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贊助留學的香港學生有倫敦殖民部官員接他們，我事前知道了，決定跟著他們坐順風車。列車深夜開到倫敦，接著我坐的士尾隨香港學生到伯爵閣維多利亞同盟宿舍。分配給我的是底層一個地窖似的沒窗的房間，同樣是雙層床鋪位，有如在"大不列顛號"輪船上。同房有大約20個非洲學生和加勒比海學生。這又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向沒在現實生活里見過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過。他們身上所發出的奇異氣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體所發出的大不相同。我毫無心理準備，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鐵到市區。按照宿舍女總管的指點，在銀行站下車，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銀行。我身上有張有利銀行的300英鎊匯票。我開了個戶頭，提出30英鎊，然後直奔中殿法學協會。我把院方來信、劍橋高級文憑、出生證明書和身份證明書(當時新加坡還沒設立護照辦事處)一起交給櫃檯書記。接著註冊交費，拿到一張證明我是中殿法學協會學生的學生卡。一切手續的辦理方式都很隨便，談不上有什麼人情昧。中殿法學協會許多地方都被炸壞了。圖書館設在一所瓦楞鐵皮圓頂、水泥地的臨時房子里，沒有餐廳。給學生的指示並不多。
接著我得找住所。我在電話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搭地鐵到托特納姆考特路。我向秘書解釋自己處境困難，問他能不能讓我租個房間。他答應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間只住我一個人，有張單人床，配上潔白的床單；有張小書桌；還有洗臉盆，也有熱水。廁所在外面，是公用的。總的來說，房間陳設簡樸、乾淨、實用。這下我輕鬆多了，馬上搬進去。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底層有個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經常游泳，便帶了泳褲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氣從水裡冒起，我滿懷高興，預料水是溫暖的，也許比新加坡的海水還溫暖。我跳進水裡，不禁大吃一驚。冰冷的水使我透不過氣來，只覺得肺部簡直要爆炸，於是我就盡量快速遊動，以促進血液循環。我不曉得在寒冷的氣候里，水裡的一點溫熱，竟然會在空氣中引起冷凝作用。
隨後我天天到漢普斯特德一帶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會要求續租房子。我發現漢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學生聚居的地方，它離中殿法學協會很遠，卻不像伯爵閣那麼邋遢，是個好得多的住宅區。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給我最後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後，我發現菲茨姜道8號有房間出租。菲茨姜道是條美麗靜謐的大路，兩旁都有樹木，走不遠就是瑞士村地鐵站，13號巴士的車站也很近。我搭13號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蘭大街。
我還得進人倫敦經濟學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兩個星期前學期已經開始了，回國的複員軍人要進大學的太多了。我要求見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釋日治時期我損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回幸虧搭上到英國的運兵船才能這麼快就來到英國。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把申請表格先郵寄過來。我拿出劍橋高級文憑考試成績，證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馬來亞最優秀的學生，說服他相信，我雖然逾期入學，但要趕上其他同學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他同情我，錄取了我。
在歐洲六年戰爭時期，幾乎所有英國青年都被徵召入伍。六七屆學生的學業因此中斷了，他們不得不在完成學業之前當兵。戰前進不起大學的青年，現在有資格申請退伍軍人補助金，結了婚的還可以獲得妻子和子女津貼。他們是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態度嚴肅認真，渴望彌補失去的時間，決心取得成功。
當時只要講師和講堂排得過來，所有英國大學都盡量招收學生。倫敦經濟學院爆滿了，學生常常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這裡通風設備差，冬天想開窗透點新鮮空氣的人最不受歡迎，很快就有人前來把窗子關上。在學生過多的情況下，來自殖民地的學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們沒打過仗，沒犧牲過自己的事業，英國學生自然有權優先獲得所有大學的學額。其他學生主要來自白人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來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倫敦經濟學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完全兩樣。萊佛士學院生活既悠閑又優雅，學生住在宿舍里，可以優哉游哉地走去講堂，或到休息室閑聊。輔導課每次只有兩三名學生參加，最多是四名。倫敦經濟學院卻是座多層建築物，學生坐電梯衝上衝下，人人都忙著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聽課必須分秒必爭。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聽完一堂課．就得衝過斯特蘭大街到國王學院聽第二堂，然後搭地鐵或巴士到尤斯頓倫敦大學學院聽第三堂。三所學院當中，倫敦大學學院環境最好，因為它離開倫敦中區熱鬧地帶，學院內還有醫院，比較有學院氣氛。
第一學年初期，倫敦經濟學院大門正廳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場面。大約有一個星期時間，代表各個俱樂部--工黨俱樂部、自由黨俱樂部、保守黨俱樂部和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學生站在貼著俱樂部海報的臨時小窩棚旁邊分派小冊子，招收新會員。最積極地向殖民地學生宣傳的是共產黨人，他們成立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我跟所有俱樂部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認為最好是慢慢摸索著前進。
在"文化震蕩"這個短語出現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蕩"。氣候、衣著、食物、種族、風俗、習慣、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語和具有少許英國文學知識，以及過去跟英國殖民地官員有過交往以外，其他對我來說一概生疏。
現在我一星期花6英鎊租了一間大卧室兼起居室。對一個沒收入的人來說，這是個大數目，幸好還供應早餐。卧室里有個煤氣爐，也有個可以拉動的煤氣圈。我得把幾個先令塞進一個計量表裡，才能生火煮飯。做飯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給。可以不用配給票進餐的餐館則貴得很。買來的配給品我不懂得怎樣煮來吃，況且分量也不夠。即使分量夠，我也不曉得怎樣分開一星期食用。我沒有冰櫃，那時也還沒有人撰寫有關如何在大卧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氣圈上煮東西的書。
我有過慘痛的經歷。煮牛奶溢了出來，熏鹹肉、牛排和肉塊煎得縮水，在房間里留下濃重的氣味，冒著天寒打開窗戶和門通風，幾個小時後依然不散。睡衣和布簾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學院餐廳的午餐都使人發膩，難吃得要命。為了換換口味，我有時光顧萊昂街角餐館或它的分店。那裡的食物也同樣膩人：冷肉煎餅面多肉少，否則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腸。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圓麵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許多英國白領文員一起搭地鐵到瑞士村地鐵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學生聚居區，感覺很好。但在住所里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由於沒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早上早餐有人送進來或自行解決。家務遇到困難，不知該怎麼辦，我便找英國女孩子幫忙，她們是合租頂樓的六個年輕的辦公室秘書。她們教我到哪裡買肉，沒有冰櫃怎樣讓牛油牛奶保鮮(留在窗沿保凍，放在屋裡會發酸)。
同學教我把手巾洗了掛在洗臉盆的鏡子上晾乾，可以省下6便士，這卻不適用於襯衫和內衣。通常襯衫穿不上一天便會被倫敦的煤煙弄髒。我異常氣惱，不為什麼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認為理所當然的小事。在家裡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顧。飯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麼就有什麼。如今我樣樣都必須自己動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時間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鐵時間也太長，我疲憊不堪，沒有足夠的精力坐下來靜靜讀書和思考。
一天在倫敦經濟學院上完憲法輔導課之後，我找講師談話，他叫格蘭維爾·L·威廉斯。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的記錄，他來自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在那裡考取了博士學位。我向他打聽劍橋大學和那裡的生活情況。他說，劍橋跟倫敦大不相同，是個小鎮，就靠大學生存。那裡生活悠閑得多，學生和教師都騎腳踏車代步。聽起來很吸引人，我決定去走走。
決定轉到劍橋
1946年l1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