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
我從直落古樓步行到納福路，走了兩個小時，發現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間變了樣。英國軍隊已經投降。本地警察，包括華族與印族低級警官和馬來普通警員，都消失無蹤，害怕日本人把他們當作英軍的一部分。日本軍隊還沒開進市區執行任務。目無法紀的人可以為所欲為。
大多數人照老習慣過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來。可是，由於白人老闆走了，膽大包天或是走投無路的人就趁機搶劫英國公司的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他們認為搶走白人的財物，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他們破門進入貨倉、百貨商店和商行，搶走食物和貴重的東西，只要拿得了就拚命拿。搶劫事件連續發生幾天以後，日本軍隊才出來維持秩序。為了達到阻嚇的目的，他們胡亂射殺幾個搶劫者，把這些人的頭砍下來，放在幾座主要橋樑的橋頭和幾條大街的交叉路口示眾。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四處搶劫。最初幾天，無論誰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鋼筆和手錶都會被日本兵奪走。日本兵也以搜查為名，進入屋內，趁機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們也把最好的腳踏車推走，不過，幾個星期後就不要了。原來他們在新加坡只是短暫停留，隨時會被調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島嶼作戰，以便侵佔更多的土地。他們不可能把漂亮的腳踏車一起帶走。
儘管日本人和華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對華人卻毫無幫助。我回到納福路的第二天，看見幾個日本兵在路對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門。這是李紹茂的家。李紹茂是萊佛士學院理科畢業生，原在海峽殖民地民事服務部門任職。他的侄兒把大門打開，日本兵便徑直走到車房去。他們要的是那輛擦得閃閃發光、亮麗奪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車。李紹茂非常愛惜這輛車，每天都清洗車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從屋子裡衝出來，希望汽車免於遭殃。他處世謹慎細緻，為自己擁有的房屋和汽車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個華裔學者為榮。他不懂日語，中文書寫還可以。由於日文當中應用不少漢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箋簿上揮寫，也許是告訴對方他是一個高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需要用到汽車。但是帶頭的日本軍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見這個軍官鑽進車裡，把車子倒開出車房，然後駕走。
第一次遭粗暴對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時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剛好在跨越武吉知馬河的紅橋對面。我走近紅橋時，看到一個日本哨兵在橋頭踱來踱去，附近有四五個日本兵圍坐著。他們也許是哨兵屬下小隊的隊員。我戴著一頂寬邊的澳大利亞軍帽。在英軍投降之前幾天，許多澳大利亞軍帽到處丟棄，我拾了一頂，心想在今後的困苦日子裡，這頂帽子也許可以大派用場，使我免受太陽曝晒之苦。
在這批日本兵面前走過時，我盡量做到不引起別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卻無法逃過他們的眼睛。一個日本兵大聲喊道"過來，過來"，並招手示意我過去。我於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時，他竟揮動步槍上的刺刀，把我戴著的軍帽的邊兒戳穿，然後把它揮落在地上。接著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並推我跪下，用穿著靴子的右腳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來時，他做著手勢要我沿來時的路回去。我只好從命，總算輕易逃過劫數。還有許多人因為不懂日本人的規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橋頭時沒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罰在烈日下跪上幾個小時，兩手還得在頭上托著一塊大石頭，直到撐不住倒在地上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納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個日本兵在付車費給一個人力車夫。人力車夫不滿日本兵少付車費，要求多給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車夫的一條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後以柔道的招式，使勁兒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事後這個日本兵若無其事地走開。他的殘暴行為使我大吃一驚。一會兒，那個人力車夫爬起來，搖搖晃晃地拉著車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紅橋又上了一課。一輛日本兵搶來的汽車，車頭插著一面小藍旗--這是日本三個軍階當中最低的一級：黃旗代表將領，紅旗代表校官，藍旗則代表尉官--經過哨站時，哨兵立正行禮遲了點，汽車經過哨站後突然煞車後退。一名軍官從車子里出來，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後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樣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拋向天空再讓他臉朝下摔在地上。這個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車夫一樣。這回我就不那麼吃驚了。我開始了解，慘無人道是日本軍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軍官對輕微犯規的士兵動不動就拳打腳踢造成的。
就在這一天，一個日本軍士和幾個士兵來到我家。他們約略看了看，發覺屋裡只有我和園丁忠祜兩人，於是認定這所房子可以作為他們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場夢厴就此開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讓日本牙醫和護士看過牙齒，他們的衣著都很乾凈。在密駝路小雜貨店裡的日本男女店員也穿得很整潔。可是來我家裡的日本兵，由於衣服不經常洗換，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萬萬沒想到竟會在自己家裡聞到這股臭味。他們在屋子裡和院子里走來走去，尋找食物。母親儲存的糧食終於給發現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們想吃的東西吃個精光。我不懂日語，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一面打手勢，一面發出粗野的聲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領會他們的要求，就會被痛罵一頓或挨他們的耳光。這幫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鬍鬚不刮，頭髮蓬鬆，說的是一種既難聽又咄咄逼人的話。他們的樣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徹夜不能安眠。幸虧他們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當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駐紮時，被俘的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軍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營去。從1942年2月17日起，連續兩天一夜，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從紅橋經過。每次我都一連幾個小時坐在走廊上看他們，心情異常沉重。他們當中有許多顯得非常氣餒和沮喪，對自己一下子就被打敗，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些殘兵敗將叫人看了很傷心。
有些卻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從蘇格蘭兵所戴的軍帽認出他們的。他們即使戰敗，列隊步行時仍然昂首挺胸，依照軍士長發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齊齊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樣，挺著胸膛走，不因戰敗而意氣消沉，依然表現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們喝彩，他們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正因為這樣，新加坡政府從60年代起，就僱用了一連的辜加兵當鎮暴警察。許多英軍也保持著軍人本色，其他的軍人卻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喪的是澳大利亞軍人。他們身材高大瘦長，沒精打采地趕路，有許多沒穿上衣，光著身子。要是英軍，如果上衣不見了，軍士們一般還會戴上臂章。澳大利亞軍就不是這樣。不管他們是因為氣候炎熱潮濕而把上衣脫掉，還是在戰鬥中上衣撕破或丟失，他們個個垂頭喪氣，流露出茫然無助的神情。我了解他們的絕望心情。
印度軍人的士氣很低落，我想也許他們認為這場戰爭跟他們無關。英軍投降後幾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戰俘集中在花拉公園跑馬埔。動員他們加入印度國民軍同英國人作戰，爭取印度獨立。戰俘們有一半願意參加，他們的軍餉和居住條件馬上有所調整和改善。拒絕參加者則受到惡劣的對待。
日本兵離開我家之後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日本人要所有華人到惹蘭勿剎運動場集中，接受檢證。我看到李紹茂和他的家人離開，認為自己也跟著去方為上策。如果我隨後被日本憲兵發現留在屋子裡，一定會受到懲罰。於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蘭勿剎運動場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車夫同住的"估俚間"①就在鐵絲網圍籬之內。幾萬戶人家擠在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憲兵站崗。
我在忠祜的小房間里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檢證後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到估俚間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間里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間，又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膠印蓋上一個"檢"宇，意思是檢查過，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鬆了一口氣。我是有理由感到寬慰的。
跟華人算賬
我永遠不明白，關係到一個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麼反覆無常和漫不經心的情況下敲定。我僥倖逃過日軍的檢證行動。這個行動是策劃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參謀遷政信中佐(中校)下令採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