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年５月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布里斯托爾飯店重新開業時。我作為貴賓訪問了華沙。如果從某一適宜的立場來看，它是一次有意義的重大活動。布里斯托爾飯店曾經是歐洲的大飯店之一。它於１９０１年開業，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東是鋼琴家、波蘭總統帕代雷夫斯基。１９１４年以前，官以歐洲第一流的飯菜和在上流社會中的典雅而聞名。當波蘭為納粹主義所統治而陷入災難時，布里斯托爾飯店也陷入了災難。８０年代初它關了門。現在，它在一家英國公司的幫助下又完全恢複了昔日的輝煌，我很高興主持了它的重新開業典禮。人們感到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歐洲天然的家。我也為我的基金會在華沙的辦事處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於鞏固共產主義之後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經濟。
但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使得我的訪問值得紀念。它正好碰上華沙猶太人聚居點起義５０周年紀念。那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這時已被夷為平地的該地區散步，由那次起義中最年長的倖存者給我當嚮導。後來帶我去看納粹摧毀該城市猶太人社區的照片。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當我回想起當我還是牛津大學的一名青年學生時，這些可怕的事件就發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聖十字架教堂做彌撤。教堂里的氣氛非常虔誠，儀式安排得細緻得體，與英國聖公會拘謹的虔誠儀式和格蘭瑟姆衛理公會非常簡單的儀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個角落都擠滿了人。唱詩班唱著我不熟悉的波蘭讚美詩，使人更加興奮，因為我不懂它的詩句：因此迫使我試圖從音樂中想像教徒們向上帝乞求了些什麼。雖然我對這一切很陌生，但它給了我一種欣慰的感覺：在跨越了國界與教派的信徒們的友誼中，我成了他們許多人當中的一員。
可是，當神父站起來佈道時，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點。人們轉過頭來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講完道後，儀式還在繼續。做完彌撒後，我被邀請站在了聖壇的前面。當我站上聖壇後，一排排的兒童向我獻了小花束，他們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與蘇聯的長期鬥爭中，我總是認為，我最堅強的盟友是東方集團里的普通人民大眾。雖然真正的差異將不同的國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們分隔開來，但我們的基本需求和願望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個充滿了愛的家庭，孩子們能過上更好的日子，一個人們能支配自己命運的國家。
當一位讀者將我這兩部自傳讀到這裡時，他將要讀完一份工作忙碌的、富有成果的並且總的講來生活是愉快的記錄。我希望今後一段時候情況仍然會這樣。但是寫自傳不僅迫使我要進行更多的內省，而且甚至要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種已經做完的工作，好像出版商提出的最後期限更加重要，所以，一位活著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志銘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已作了回答——不是令人滿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個公平的定論，必須首先要問：一個人一生中能夠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麼？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告訴我們說，人類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不幸都轉瞬即逝。我們不能預見未來，更不用說決定未來，在私生活中我們能夠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讓我們的孩子們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們在這些前景上繼續有所作為。同樣，作為首相，當時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給予我的繼任者一個更美好的國家，比我在１９７９年不滿的冬天所繼承的那個國家要好。我努力這樣做。雖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聲稱我取得了許多政績。１－－９９０年，英國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內部紛爭帶來的苦痛減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享有更好的世界和平前景。但是在政治中沒有最後的勝利。這些成就會是永恆的嗎？這些成就會倒退嗎？有些新的爭議或雲霧現在不及一個手拿大，它們今後會毀掉這些成就嗎？
自然，我對這類問題有興趣。我至少有一般人的自負，但是除了下面最一般性的（並且是最令人沮喪的）答覆外沒有其他的回答：它們是人類的成就、因此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可是，這一沮喪必須具備兩個限定條件。首先，大的政治鬥爭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隨後的衝突可能在某個時候似乎要扭轉這一結局。但事實上，它們發生在不同的戰場，這個戰場已被早期的勝利所永遠改變。所以，最後的狀況可能包括了最近的勝利者原本所反對過的許多特徵。最終，工黨政府可能在英國上台。可是，即使它上了台，它也不大可能對８０年代已經私有化的工業再實行國有化，也不會恢複１９７９年的９８％的最高稅率，也不會取消所有的工會改革，更不用說執行１－－９８３年工黨競選宣言中所包括的一些建議。在有些中歐國家，原先的共產黨人（打著各種旗號）已經重新掌權，但是他們沒有跡象要恢複中央集權經濟或警察國家，更不用說要復活華沙條約。羅納德·里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將來很可能發生與我們志趣不符的變化。但它永遠不會變回到我們恰恰反對過的狀況。
我的第二個限定條件是，我們的經歷既已成為過去，因此不能修改。就像一條生命已經結束，對它永遠不能改變一樣，不管是變好還是變壞。在華沙猶太人聚居點起義中被殺害的年輕的猶太人，他們將永遠完不成他們的學業，養不了家，不能為他們的社區服務，也不能決定自己的一生。蘇聯存在了７４年，對億萬人民來說，那段時期就是他們整個的一生，對那些活下來能看到１９８９年的"絲絨革命"和１９９１年蘇聯流產政變的人來說，重新獲得自由是別人永遠不可能從他們那裡奪走的一段經歷。
但是１９７９年以後，由於社會主義的削弱和自由的擴大，他們已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了。一些人不會再因工會力量的阻撓而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一些人能夠第一次購置一座房子、私人養老金和私有化公司里的股票——留給他們孩子的儲備物；一些人發現一所好的私立學校或一座私人醫院裡的床位不再是富人的特權，他們也能出錢享有；在８０年代慈善事業達到高潮時，一些人能與他人分享他們新的富足；由於所得稅的減少，所有人都享有更大的自由，能夠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未來的政府可能會限制給人們帶來了這些新生活的改革——不管在東方或西方，但是它永遠不能消除人們所度過的自由經歷，或者使他們忘記這種自由只有在陽光下才能得到。在影片《尼諾奇夫》中，莫斯科的女主角收到了一封受到檢查的信，信里從問候的話到簽名都塗滿了黑杠，但正如片中一位角色所說的："他們不能檢查我們的記憶。"
當然，人的腦子，或任何可以想像出的電腦，都計算不出這些經驗總共帶來了多少歡樂、成就和美德，或者帶來了多少與它們相反的東西。因此。要完全說清我的政治活動到底怎樣影響了他人的生活，這隻有在最後審判日那一天我們才能知道。這令我感到畏怯和不安。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當我站在那裡傾聽裁決時，我會想到在法庭上至少有聖十字架教堂里的人們作為我品德的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