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對於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潛力最關鍵的考驗是它在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和在前蘇聯的應用。由於一些原因，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與中、東歐的其他新的民主國家分屬不同範疇。（波羅的海國家，由於其歷史和傳統傾向西方，必須認為它們更接近於後者而不是前者，它們經濟改革的驚人成就也突出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俄國在農奴制結束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半個世紀里，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但只有在很短的時期一一基本上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後——自由體制和觀點才扎了根。布爾什維克革命７０年後，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留下了它自己的遺產：方向錯誤的投資，建得不是地方的工廠和電站，墨守成規的技術，任命官僚們擔任工業企業的經理，沒有積極性的勞動力以及在生態方面帶來的災難。
本應當更早一些地做更多的工作幫助俄羅斯、烏克蘭和前蘇聯其他國家建立自由經濟。特別是，我們早應該準備支持貨幣局使俄國的盧布取得某種穩定。俄國人民理所當然地不信任他們的政府有能力提供穩定的貨幣。唯一解決的辦法是不讓政府再管理貨幣，實行"硬盧布"，使類似我們於１９８３年在香港建立的貨幣局對它進行牢牢的控制。貨幣局最好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聯邦儲備委員會代表的支持下，按固定匯率用硬盧布兌換美元。歷史表明，這種透明的制度是有效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要使這行得通，俄羅斯需要足夠的美元儲備給予硬盧布百分之百以上的支持。西方本可以發現沒有其他方式的援助比提供這種支持更有價值。
經濟改革成功的奧秘總是要保證所有的部件都能一起工作，因為只有那時調整起來才更容易一些。以此為由，一些人現在批評１９９２年俄羅斯的改革者們在沒有打破統治著經濟的國營壟斷之前就開放了價格。但是，在有人談到莫斯科人簡直不夠吃時，價格自由化至少將貨物送進了商店。無論怎麼說，自那時以來，根據捷克斯洛伐克首創的擔保人方法所制訂的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私有化計畫，已經將大部分工業變成了私有企業。現在７０％以上的俄國工人在私育部門。的確，對產權的不確定、過多的官僚主義規章、高稅收和普遍的腐敗現象仍然是現在的主要問題，它們妨礙了外國投資，使企業成為了黑手黨控制的黑市經濟。但儘管如此，預言其前景非常暗淡看來是沒有理由的。一些不可靠的數字說明它生產下降，但其他數字則更加表明私人消費在大量增加。無論怎麼說，這正是由生產導向的經濟變為由消費推動的經濟這一轉軌所必需的。在不能恰當地執行和維護法律時，還會出現許多不愉快的現象，但今天訪問俄羅斯的人沒有一個會聲稱俄羅斯人沒有對發展工商企業的機會作出反應。事實上，今天西方人要給予俄羅斯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完全成熟的資本主義需要法治，沒有這一點，俄羅斯的私人所有制就缺少合法性，也就不會穩定。
前中歐共產主義國家面臨的經濟挑戰雖是難以對付的，但其規模較小一些。自然，東德能夠與歐洲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合併。匈牙利在其共產主義統治的最後幾年已經向西方式的經濟走了一段路。意義重大的是，當波蘭政府，特別是捷克共和國政府最早作出了最大膽的決定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時，它們取得了最顯著的成就。
波蘭最大的有利因素是共產黨人大體上沒有實行農業集體化。因此共產主義未能完全控制經濟，就像面對天主教的抵抗它未能控制整個社會一樣。可是，共產黨人進行經濟改革的企圖失敗了。確實，它最大的遺產是惡性通貨膨脹。團結工會領導下的政府進行了成功的改革，它的設計師萊謝克·巴爾塞羅維奇有意選擇了一條激進的道路：同時採取措施廢除物價控制，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減少預算赤字和取消了幾乎所有對國際貿易的限制。通貨膨脹顯著下降。新的小企業應運而生，貨物流進了商店。的確，它們的價格使人難以接受，但是許多人認為生活水平下降的說法只是根據虛構的統計數字得出的，因為波蘭人以前已面臨商品奇缺。後來，在改革里最後增加了私有化計畫這一重要內容。現在，私營部門佔了經濟的５５％。可是，成功里也攙雜有失誤。無節制的福利支出使預算赤字似乎會繼續下去。自從在１９９３年左派取得政權後，私有化計畫似乎放慢了。由於歐洲共同體對波蘭產品沒有充分開放市場，作為對這一做法的部分反應，波蘭又有再一次提高關稅率的傾向。可是，兩下一平衡，改革所取得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它的失敗，以致波蘭的經濟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增長了大約４％，１９９５年的情況似乎也會一樣好。沒有必要把右派在１９９３年大選中的失敗歸咎為人們對改革進程本身抱有不滿。由於（大多數新的民主團體輕率採取的）比例代表制，在一些互相競爭的小黨中反社會主義票數的分散必須對此負有主要責任。
在捷克共和國，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很顯著，這與斯洛伐克恰好相反，因為後者有意識地保持了更加社會主義的方向。當然，捷克人繼承了工業成就的傳統，甚至４０年的共產主義也未能將它消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列入世界最先進的行列，平均人口收入與法國相等。此外，捷克的改革家們與波蘭的同行不一樣，他們沒有繼承惡性通貨膨脹，也未非得要尋求共產黨人對他們改革措施的支持。在先任財長後任總理的瓦茨拉夫·克勞斯的堅定領導下，採取了激進的戰略，沒有對希望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的要求作出讓步。捷克取消了價格控制，削減了補貼，急劇減少了公共費用，並且為了貿易原因可以兌換貨幣。通過擔保人開始實行的大規模私有化計畫改變了所有制形式，現在有８０％的捷克資產在私人手中。經過了變革的創傷後，經濟開始在健康的基礎上增長（１９９４年為２．５％）。儘管舊的、"效率差的工業出現了輕度的經濟衰退，現在失業率是低的（１９９４年為４％）。與波蘭和匈牙利不同，在捷克共和國推動必要的經濟改革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回報，這本身就是使改革會繼續下去的最好保證。
可是，也許在原先東方集團國家中最小、最窮的阿爾巴尼亞的例子能最好他說明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創造性潛力。阿爾巴尼亞曾經生活在時間停滯的情況下，與外界的政治或經濟接觸完全被切斷。它沒有像樣的運輸工具，無望的、過時的工業壓在了肩上，農業完全實行了集體化，多疑的統治者在風景區到處修建了掩體。唯一的前進道路是再一次從頭做起，它現在正在這樣做。突然間大量的向外移民給阿爾巴尼亞的鄰國造成了直接困難，但在那以後給它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再加上外援，於是開始出現了消費社會。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到處湧現。能從集體農莊和掩體搶救出來的任何東西都開了用於新建的私人農場。由於政府已經取消了物價控制，這些農場很快能向人民提供糧食。阿爾巴尼亞現正取得幾乎任何人都認為不可能取得的成績：它的經濟連續兩年以兩位數字在增長。當然，這是從很低的水平開始算起的。外國投資佔了它低工資成本和缺少規章的便宜，正在利用該國的礦產資源和開發它的旅遊潛力。
因此，原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不一，這證明了我的主要論點，即雖然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不管何時何地採用了自由企業這一方案就能奏效。此外，它的應用對於鞏固民主也非常重要。最近對１０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的輿論調查表明，幾乎在每一事例中，對舊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懷念都與未能向自由經濟快速轉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