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經濟最成功的地區是亞大地區，它們的增長率最高，產量每１０年就翻一番，儲蓄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３０％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資來源。當然，有必要將各國的制度、文化和國情分開。例如，日本強調通過共識作出決策，它的社會秩序井然。它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的金融與工業聯合企業，以及它比較不太發達的銷售制度，使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標準模式不同。韓國的經濟同樣受到與政府有密切聯繫的大的工業聯合企業的控制。
但是，在整個亞大地區，情況決不完全一樣。在中國，７０年代末政府決定首先允許在農業，然後在其他方面出現了事實上的私營部門。的確，中國人在這個整個地區都顯示了他們獨特的辦企業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國人的天賦在英國人的政治和金融機構的框架內顯示了出來。雖然香港只有６００萬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貿易經濟使它在世界貿易中名列第８位。
儘管亞太各國有許多不同，但它們的經濟又有某些共同點：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們沒有過高的福利負擔。勞動力很有積極性，工作效率高，而且報酬越來越好。把亞太經濟成績諷刺為建築在低工資而不是高的生產率上，這越來越不能代表實際情況。即使是日本和韓國比較更加嚴格的管理體制與最溫和的社會主義也相距很遠。它們的政府堅決放棄社會工程，極力主張成功應該得到報償，並且重視獨立的小企業所發揮的作用。像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化一樣，文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經濟成功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
印度位於亞大地區的邊緣，憑著本身的實力，它是一個新興的大國。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英國留給印度的遺產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傳統，有共同的語言，當然還有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可是相應的不利因素是過分官僚化，國營部門人員過剩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與劍橋大學的社會主義影響了兩代當地的政治家。財富的再分配、工業計畫、補貼、物價和外匯管制、壟斷、進口許可證，幾乎不可逾越的高關稅率，所有這些政策都與其他類似的國家和大陸取得了同樣的結果——貧窮。擺脫這一自我毀滅的經濟制度的第一步，始於６０年代末的農業改革。在拉吉夫·甘地的領導下，這些改革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直到在１９９１年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任命納拉辛哈·拉奧任總理、曼莫汗·辛格任財政部長，印度才穩步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現在已經大大降低了關稅率，並且還將進一步下調。外匯控制已經解除，並在鼓勵外國投資——外國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這些機會。由於取消了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糧食生產增加了，農民開始能夠購買現代化的設備。一個新的、自信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印度經濟正在大力增長。
在亞大地區的另一邊緣地區，也在進行著類似的經濟試驗。早在印度之前許久，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就受到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公有制（往往是壟斷所有制）和工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亞走得更遠。但是在紐西蘭，"沒有學說的社會主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成為了主要的口號。當時這兩個國家能夠暫時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執行集體主義政策給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涸為它們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別是礦產品和農產品。它們在這方面是得天獨厚的。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大家已明顯地看出經濟已經相對下降到了什麼程度，需要找出一條新路子。
在澳大利亞，雖然出於政治原因，工黨政府保留了對勞動市場過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許多財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棄了保護主義。澳大利亞經濟對於競爭性的壓力實行了有限的開放，扭轉了經濟增長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於沒有隨之採取解放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因此使失業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至於紐西蘭，首先在工黨政府財政部長羅傑·道格拉斯後來又在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魯思·理查德的領導下，它走得要遠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財政方面的控制，廢除了進口限制，降低了關稅率，歡迎外國在服務性事業方面的競爭、減少了失業福利，降低了所得稅，將重點轉移到了間接稅。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亞不一樣，它解放了勞動力市場。結果年增長率超過了４％，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失業下降，通貨膨脹率很低，而生產力在增長，企業在投資。紐西蘭與英國傳統上的相似點使得前者的成功——由於執行了我於８０年代在英國所執行的同樣的總的政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