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業經濟學的藥方，更不用說有效地利用它。這些藥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條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闡述過的經濟條件。為什麼只有現代的西方文明才導致了持續的繁榮，從而在過去２５０年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前景，這很值得討論。顯然，經濟增長不僅僅是資本與勞力結合所產生的機械結果。經濟的進步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科技的發展，因為科技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們自身又為文化和其他條件所促進。事實上，同樣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學與技術。的確，這一條才突出了現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和水手們使用的羅盤，但是不像西方，他們沒有利用它們建立一個海上帝國。西藏人發現了輪運動，但只滿足於利用它製作祈禱輪。拜占庭人發明了發條裝置，但僅將它用於宮庭的禮儀，在來訪的大使們面前將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狀況不能作出全部解釋。基督教對每個有責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視，對於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在東正教會的東方。它的影響顯然很不一樣。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國教或許也起了作用，但是這不能解釋中世紀銀行業與商業的發展或威尼斯的興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釋"忽略了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那麼，它就不成其為解釋。
但是有兩個特殊因素表現得至關重要，它們不僅是更加廣泛的歷史解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後政策的指針。第一是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發展工商企業、銀行業和貿易所必需的信心。顯然這為現在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自由企業制度所執行的戰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個極其重要的條件是在關鍵性時期，"歐洲當時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競爭的國家和管轄地區"。因此，沒有哪一個政府能執行破壞經濟自由（或者其實還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動力的這一政策而不擔心會失去資源，因為儘管困難和費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幹的人最終可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帶到其他更歡迎他們的國家去。今天，政府之間的競爭以及它們不同的立法、財政和管理制度之間的競爭仍然是抑制濫用權力和制止社會貧困化的因素。現在有些人想將歐洲的民族國家淹沒在歐洲合眾國之中，使集權的官僚政治通過協調各種條例不讓任何企業逃出它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