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間，有機會在經濟政策中實施這些信念。我很幸運有傑弗里·豪、奈傑爾·勞森和約翰·梅傑這三位非常能幹的財政大臣幫助我。在８０年代，我們打算實行與戰後大多數時期目標基本不同的政策。我們認為，既然（在一個自由社會）就業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滿意的顧客，因此沒有理由擬訂"充分"就業這一指標。而是政府應該建立正確的、健全的貨幣結構、實行低稅收、少加管制和建立靈活的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以促進繁榮和增加就業。
至於政府的財政，的確有限地繼續執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黨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間實際削減了６０億英鎊的公共開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標誌著首次公開利用貨幣指標來指導政策的協定條款，都是朝著我所相信的做法邁出的重大步驟。但是它們的實施來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機會就被放棄。事實上，工黨政府在最後一年再次允許公共開支上升後，已經在開始放開上述做法。此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工黨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沒有與其他至關重要的輔助性措施結合起來，如大幅度削減邊際所得稅稅率、改革工會法、私有化和放鬆管制，因此，它們只是部分補救辦法，因為缺少促進企業所需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到唐寧街時對如何搞好英國的經濟有一個總的想法，而不是一個詳細的計畫。因為各個領域裡的進步都有賴於經濟和政治情況。例如，我們第一個預算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減少所得稅，這一方面是因為邊際稅率，特別是對那些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妨礙了就業，並鼓勵人們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我們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堅決的保證、但是當必須履行的政治與經濟責任互相發生矛盾時，經濟的需要應該占第一位，如我們提出了直接稅，這是為了在那個不得人心但很關鍵的１－－９８１年的預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貨膨脹。
經濟戰略有４個互為補充的基本組成部分。按時間和重要性說，首先是反對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中以及在英國人的心理上已經根深蒂固。在戰後的年代裡，它連續不斷地達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講過的，在１９７５年已危險地接近極度通貨膨脹。結果，更難以消除通貨膨脹。只有長期堅持減少貨幣增長和改變人們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從８０年代起，在中期財政戰略的構架中採用了貨幣政策，輔之以減少政府借款的財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戰略一樣，它必須適應周圍的環境。例如，當作為貨幣政策一項措施的某一貨幣總量出現問題時，就有必要想其他的辦法。還有，像任何戰略一樣，它自己不會消除錯誤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這類錯誤的範圍。由於過去幾年堅持了這一戰略，因此，儘管有困難，它獲得了信譽，這本身就增強了對經濟的信心。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６年期間，由於中期財政戰略一直是我們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貨膨脹從（１９８０年５月的）２１．９％這一高峰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夏季的）２．４％。在８０年代中期，它平均為５％左右，直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所反對的對前聯邦德國馬克的匯率尾隨使通貨膨脹急劇上升。它上升得很快，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達到了１０．９％的高峰。在我離職的那個月它開始下降，在１９９１年下降很快，那時，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高利率已經再一次地控制了貨幣增長。直到我離職時）對國內貨幣情況的估計一直是最後決定通貨膨脹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個月以前，英鎊加入了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這充實了中期財政戰略。這是想向金融市場表明我們致力於低通貨膨脹的決心是不動搖的。但是那時在匯率機制內維持平價成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為匯率機制變成了更加僵硬的體制，變成了走向單一貨幣的傳送帶。這導致了貨幣的過分反應，肯定會使通貨膨脹很快下降，但代價是會使英國經濟遭受異常嚴重的衰退。最後，這一政策無法支持下去，英國只得離開匯率機制。
自那時以來，政府執行了一項謹慎的政策，通過回到某種國內的貨幣主義使通貨膨脹下降。這表明政府正確地重視穩定物價。現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像原來中期財政戰略的可靠的構架，這對預期的通貨膨脹將是一個永久性的抑制因素。這不應該包括英鎊回到即使是經過改革的匯率機制，因為市場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夠再一次離開你曾經離開過的機制。它也不應該承擔給予英格蘭銀行新的自主權。最終是政治家必須對經濟政策負責。但是他們必須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這樣他們和他們的繼任者就不會重複這些錯誤。
８０年代第二個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控制英國的財政。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公營部門借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達到了９．２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措施的影響下，工黨政府對它進行了控制，但在１９７９年大選時又上升了，當時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超過了５％。１９８１年的預算牢牢控制了公營部門的借款，在我擔任首相時，對此從未放鬆過。在１９８７／８８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之間，我們還償還了２７０億英鎊的債款，將國民收入中政府債務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的最低水平。至於公共開支費用，雖然由於１９８０／８１年度的嚴重經濟衰退使更多的人失業，使政府的歲入減少，從而增加了公共開支費用，但我們仍扭轉了以前的長期趨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公共開支的比重在１９８２／８３年度與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之間持續下降，在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低達３－－９．２５％。在１９８９／９０年度與１９９０／９１年度期間，這一比例回升了１％，達到了４０．２５％。這部分原因是地方當局大量超支（它們知道可以將此歸咎於社區稅），部分原因是為了便於推動１９９０年實行的國民保健制度改革，還有部分原因是經濟正走向衰退。可是在這整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公共開支費用比重從１９７９年的４２．６％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４０．２５％。
由於這些年對公共開支加緊控制，才有可能減少稅收。傑弗里·豪的１９７９年預算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３３％降到了３０％，改變了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８３％降到了６０％，投資收入也從９８％減少到了７５％。奈傑爾·勞森的１９８４年預算對公司稅作了基本改動，實行了資本減免和減少了公司稅率，以鼓勵更加有效地利用企業投資。奈傑爾的１９８８年預算完成了削減所得稅的計畫，使較高的稅率降到了４０％（無論是儲蓄收入還是工薪收入），將基本稅率降到了２５％。
８０年代的目標是實現健全的財政和低的邊際稅率，後來這些目標實現了。我離職不久，政府作出的決定導致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別是提高了兒童福利，增加了國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當局的支出。再加上當時在匯率機制中英鎊溢值促進了經濟衰退，因此，財政支出的增加還帶來了一系列大的預算赤字——在１９－－９３／９４年度為４５０億英鎊，達到了高峰，佔國內生產總值的７％以上——稅收的增加部分也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２％以上。顯然，越早扭轉這兩方面的情況越好。這就要求更加嚴格地控制公共開支費用，明智而審慎地使用首相的辭彙中最有用的單音節詞，"不"。
８０年代取得的某些進展已經讓位給主張增加開支的院外活動集團，但是那１０年嚴格控制財政支出的意義並沒有因此而縮小。由於我們在８０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支出，特別是將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長期性福利與物價而不是與收入掛鉤，以及按比例縮減與國家收入有關的養老金計畫，英國的情況已經比沒有採取這一行動的其他歐洲國家好，如表所示（見下表）：
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將得到的潛在好處會變得更大。一般說來，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口趨勢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數較少的勞動力養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長的上了年紀的人。這就得大量增加稅收。蒂姆·康登教授認為，由於這些趨勢，"９０年代後期，聯合王國的稅收負擔可能比歐洲共同體的其他國家少１５％至２０％。較低的稅收，再加上企業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氣氛，這將增強英國作為外界向歐洲投資的主要場所這一地位。
目前和計畫中的政府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德國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國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義大利５６．２％５６．ｏ％５５．１％５４．ｏ％丹麥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國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濟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數字是預測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