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第一位的、最重要和最困難的領域是道德和文化氣質，一個能夠運轉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價值標準。多少世紀以來，學問的最淵博的思想家都承認這一點。我認為，埃德蒙·伯克比其他人都更明確地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總結。
人們能夠享有多少公民自由，這要看他們對自己的慾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約束，要看他們對正義的熱愛比他們的貪婪高出多少，要看他們的明智與清醒的理解比他們的虛榮和傲慢超出多少，要看他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聽取智者和好人的忠告而不是惡人的獻媚。除非在某處存在著控制意願和慾望的力量，否則，社會不可能存在，並且，它內部的這種力量越小，反映出的意願與慾望就越大。事物永恆的構造己作出規定，無節制的人是不會自由的。他們強烈的慾望構成了他們的枷鎖。
同樣，雖然制定美國憲法的那些人選擇了強烈的慾望而不是德行去克制強烈的慾望以維護自由，但共和國早期的先輩們非常清楚，德行會收到意義深長的效果。正如偉大的美國愛國讚歌所述：
用自我約束確保你的靈魂，用法律確保你的自由
公民的品格反映了國家的品格，同時國家的品格也反映出公民的品格。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事實，因為它向我們再次保證——就像７０年代未它曾向我保證過的一樣——如果人民比它的政府更好，改變政府就能挖掘出未被發覺的才能和展現出夢想不到的可能性。但它也是一個警告。因為即使是一個自由政府建立的很好的制度，也易受到一般民眾，特別是政界在觀點和心態方面發生的深刻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個人的品格或是集體的品格，自然是通過許多途徑形成的，它是在家庭、學校、教堂、工作和我們的閑暇時間裡形成的。傳統認為，通過這些途徑形成的好的、有用的習慣特徵被稱做"美德"。雖然從定義上說這些美德總是好的，但它們的效用則要根據情況而定。例如，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讚美的一些美德雖然能幫助我們進入天堂，但在我們工作或平民生活中的實用性就可能要少一些。因此，當我們敦促要恢複那些傳統的美德一例如節約、自律、責任感、對自己的社區感到自豪和對它盡義務，以及有時稱做的"維多利亞"美德——我們並不一定是說，只有大規模地重新宣講福音才能把西方社會團結在一起。畢竟是超人文主義的古希臘人最初確認了節慾、剛毅、具有實用價值的智慧和正義這些主要的或"基本的"美德。
談了這些以後，我發現，難以想像出除了基督教以外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用這些美德來重新充實西方大多數的人們，因為這些美德是重整社會道德所必需的、非常實際的辦法，而這些辦法又是解決許多現實問題所需要的。雖然我總是抵制這樣一種論點，即一位基督教徒應該是一位保守黨人，但是我從未喪失我的信念：在我的政治經濟主張與基督教的深刻義理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
１９７８年３月我在倫敦市的聖勞倫斯猶太人教堂的一篇演說中曾試圖解釋它們之間的這一聯繫：
如果不在某種道德的框架內、不在某種共有的信念內、不在通過教堂、家庭和學校傳播的精神遺產內行使自由，那自由就會毀滅自己。如果自由沒有目的，它也會毀滅自己。有一篇著名的禱文，它把上帝的服務看做是"完全的自由"。我對本國人民的願望是我們能夠"自由地服務"。……
依我看來，關於社會，《新約》給我們帶來了兩個非常一般的而又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有偉大的基督教的教義，即我們都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地上的教堂就是基督的身體這一概念表達了這一想法。從這一教義，我們認識到我們是相互依存的，也知道了這一偉大的真理：我們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作為社會的成員在贏得快樂或拯救。
這是影響了我們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個偉大的真理。但還有另一個，即我們都是負責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與惡當中作出選擇。在造物主的眼裡，人類是無限寶貴的。你幾乎可以說，全部政治智慧就在於使這兩種思想彼此之間能有正確的關係。
我一般不贊成政治家佈道，但由於如此多的神職人員在宣傳政治，看來在這方面似乎不應採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時回到了這個主題，１０年後的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蘇格蘭長老會的全體代表會議上講了類似的內容。我強調基督教沒有特別賜福於集體主義，使在場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我們）決不能僅僅因為要社會改革和福利或要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宣稱信仰基督教和去教堂——而是因為我們接受了生活的聖潔、與自由伴隨而來的責任感以及基督最後的犧牲……
在我即將卸任首相職務時，我日益意識到基督教與經濟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並對它越來越有興趣。我發現我以前的議會私人秘書邁克爾·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組的負責人布賴恩·格里菲斯這兩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對這些事情和我一樣入迷。我所進行的討論以及為這些討論所準備的文章構成了一些論說文和《基督教與保守黨的主張和政策》一書的基礎。我為該書寫了序言。該書在１９９０年我即將離開唐寧街時出版。
不久以前，如果設想重新出現有助於實施傳統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風氣，那至少似乎是不現實的。可是現在，這類事情已成為嚴肅討論社會問題時的重點。
在重新塑造人們看法時必須大力依靠宗教領袖們，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現在對於國家的規定和干預所帶來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進行考慮，例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諭《一百年》中說道：
由於其直接干預和使社會失去了它的責任感，提供社會補助的國家導致了人類精力的損失和公共機構無節制的增加。這些機構更多地為官僚主義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著要為它們的救濟對象服務，這也使開支大量增加。事實上，看來只有最接近這些困難戶的人們和他們的近鄰才了解和最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
羅馬似乎從來沒有如此靠近格蘭瑟姆。
今天，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其結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許多事物的發展一樣，在彼岸沒有減弱跡象的思想與看法之間的衝突勢必會影響到英國和歐洲。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保守黨入有必要像在經濟政策方面一樣，也在社會政策方面贏得思想上的戰鬥。
沒有這一點，即使有限的行動要取得勝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在我所開始的社會行動的其他３個領域——犯罪、依賴福利和家庭破裂——必須要有這種首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