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家庭陷入了某種危機，問題是什麼樣的危機。有些人聲稱家庭正在發生變化而沒有削弱。一種極端的論點是，他們當中有些人把任何一戶人家，如同居的同性戀者都看作是一個"家庭"，認為它應該像一對有孩子的夫妻一樣受到社會同樣的承認和尊敬。有更多的人會爭辯說，住在一起的一對關係"穩定"的未婚男女——他們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沒有，他們到時候可能會結婚也可能不結婚——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對待。無疑，還有更多的人會把連續性的一夫一妻現象，即草率結婚和離婚的夫妻，僅看成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其他生活方式"（自從６０年代離婚法經過修改後，英國像西方其他地方一樣，離婚率在迅速增長）。但令人高興的是，也仍然有爸爸、媽媽、孩子和親屬這樣傳統的家庭存在。
在社會發生深刻變革時，情況經常是這樣：分辨具體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特點，比看清它們將如何一起作出反應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們現在可能正看到一個長期的人口變化，其後果不堪設想。出生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增加，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總的特徵——它絕不局限於英國，也不是說它在英國表現得最明顯——其結果將是較少的勞動人口要供養更多的、年齡較老的人。今天，６５歲的人一般比５０年前同齡人的身體更強壯、更健康和更加能夠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他們確實更加年輕一些，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願意繼續工作，對強迫他們退休感到氣憤。最終，新的社會安排將不得不反映出這一特點，其中包括提高領取退休金的年齡。到那時，英國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將不是以"提供經費"而是以"所得稅預扣法"為基礎，這意味著正在工作的人們的負擔到某個時候將會大大增加。他們將會作出什麼反應，現在還不得而知。
可是，公眾對於人口結構變化的注意，大多集中在十多歲的單親父母這一問題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是特別不負責任的，它不但使納稅人增加了沉重的負擔，而且比較貧窮，沒有父親的指導，這對兒童的成長非常不利。
此外，這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英國，自１９７６年以來，有子女要撫養的單親家庭在有子女要撫養的所有家庭中的比例幾乎增加了一倍。當然，這一群體包括寡婦、離了婚的人和被遺棄的單身母親或父親，還有這裡要討論的重點——那些從未結過婚的人。不用說，雖然這些單親家庭的情況表面相似，但它們形成的原因很不一樣，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需要對它們採取的對策因而也很不相同。用過於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有孩子的寡婦需要經濟上的幫助，這些從未結過婚的人也需要這一幫助——而且還需要改變觀點。
說了這一些以後，單身父親或母親的人數雖在增長，但仍未完全反映出這一問題。單身母親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區，就是集中在某一少數種族。在這種情況下，侈談依靠祖父母或"大家庭"是不現實的。因為在某一更加狹窄的地區，可能根本就沒有上了年紀的已婚男子。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孩子們在成長時得不到父親的指導，甚至在周圍就沒有有關的、負責任的男子保護那些無依無靠的孩子們，履行非正式的社會管理職能或提供有責任感的父性榜樣。結果是在牆上等地亂塗亂畫、販賣毒品、故意破壞財物和組織流氓團伙，警察對此也無能為力。還有財政費用問題（在英國的１３０萬單身父、母中，將近１００萬人要依靠福利，每年花費納稅人６６億英鎊。
查爾斯·默里把私生率的顯著上升看成是將會出現問題的重要預兆。在過去的１０年里，婚外分娩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在每３個活著的嬰兒中就有一個。英國的歷史記錄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不能僅僅以城市化——它是對大多數行為墮落的一種涵義甚廣的解釋或借口——來解釋這一切，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在城市化方面出現了最大的變化，而私生率與犯罪率事實上都下降了。有時有人企圖盡量縮小這一變化的意義，他們指出，今天３／４婚外生的孩子都是他們的生身父母登的記，這可以表明孩子是出生在穩定的家庭里。但是一個幼兒首先需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即他們的雙親總是在他身邊。如果父母彼此都沒有承擔足夠的義務登記結婚，那麼，假若孩子懷疑他們是否會對他承擔義務，那就不足為奇了。孩子們在理解方面的能力比許多成年人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對待家庭結構也像對待犯罪和依賴福利問題一樣。必須在對已知事實所進行的分析基礎上作出決策。這些分析並沒有表明各地的家庭都在後退，也未表明大多數青年人都是罪犯或者經過經濟情況調查確定享有福利的人都有依賴福利的想法。與自由主義左派所想像的相反，大多數兒童仍然生活在傳統的家庭里，大多數人都結了婚，而且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有了孩子。事實上，過去３０年，在輿論的逆境和在有悻常情的財政刺激中，家庭的活力比無論多少哲學、神學或社會理論都更能證明它是社會自然的和基本的單位。但這不是自滿的依據。
在整個社會中，行為的改變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區，可能是危險的，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為數甚多的少數人藐視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規章和準則，那就很難說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社會是否能繼續起作用，目前很明顯的是，我們正朝著錯誤的方向在迅速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