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過去３０年犯罪活動的激增是制定社會政策的一個出發點，那麼，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依賴福利問題則是它的另一個出發點（我在後面將談到它們之間的一些聯繫。）自從１９４９年英國事實上成為福利國家後，花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費用（實際上）已增加了７倍，從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５％，增至現在的大約１２％。它幾乎佔了整個公共開支的１／３。我開始當首相時，它的實際增長仍在繼續。自那以來，情況仍然如此。當然，把捐助的與非捐助的福利混為一談，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與按經濟情況調查結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補貼和給予單身父親或母親的收入資助——混為一談，這多少會產生誤解。
但是，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由於某一特別項目在公共開支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反映出了大家給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國社會（或者至少是英國政府）斷言社會保障不僅比其他項目重要，而且其相對重要性事實上正在增力"。社會保障的預算是衛生這一第二項大開支的兩倍。更力，意味深長的是，也許它是為維護法治所作預算的６倍。
第二，儘管過去４０年出現了普遍的、巨大的繁榮，但與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納稅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維持他們或他們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爭辯說，儘管１９７９年以來經濟有了發展，但"窮人變得更窮"。最近官方公布的"低於平均收入家庭"的統計數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費用考慮在內，１９７９年與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間相比，佔總人口１／１０的位於底層的人們，其收入下降了１７％。但如果不考慮住房費用，他們的收入保持不變。即使沒有這兩種情況的比較說明，這些數字也會使人產生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們實質上是不真實的。在這一系列統計數字中，"收入"並未反映出這一群體的真正所得，特別是，這不等於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群體（除去領養老金者）中，大約只有一半人依靠與收入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這一群體中，許多人說他們沒有收入，但實際上，他們的花費高於全體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計算住房費用（按照"低於平均收人家庭"統計數字）前"收入為零"的那些人中，大約７０％的人佔英國最高消費者的一半。
不管怎麼說，甚至把這些人看成一個"群體"可能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成分經常變化，就像他們的情況在變化一樣。所以，這些數字不能證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經下降，卻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這一群體中，耐用消費品——電冰箱、洗衣機、集中取暖、電話、錄相機等——有很大增加。由於這些事實，"窮人變得更窮"這幅粗製的圖畫簡直不可信。對比之下，作出以下結論倒是合乎情理的：社會保障預算鼓勵了反社會的行為，其中包括依賴福利，因此要進行認真的改革。
與在犯罪領域裡一樣，在依賴福利救濟領域裡，大都也是由美國學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膽、最主要的問題。查爾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報告《後退了——美國的社會政策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表明，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旨在減少貧窮的、寬容的政策產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貧困。由於政府的政策，人們覺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結婚有孩子後不僅不那麼苦惱，反而在經濟上更能得到實惠；同時，還減輕了對犯罪的懲罰，放鬆了對學生行為不檢和逃學的管教，因而所有這些都改變了比賽的規則。那些最短視、最不律己或從家裡得到贍養最少的人，他們對於這一新的準則所作出的反應非常快，並且開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說的"下層社會"。後來對英國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賴福利"的辯論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對家庭的影響以及它們對單親家庭的暗中鼓勵。但保證青年人能有動力、有技術和有機會工作也同樣重要：自１９７９年以來，我們在英國採取了幾種方法試圖做到這一點。我們感到，給予閑散的人一定時期的補助，對於這些青年人的生活會是最壞的開始，對他們的同伴來說也是一個壞榜樣。因此，對於每一個１６、１７歲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學校的輟學者，要保證他們受到兩年的培訓，一般不允許他們直接享受福利，１９８６年實施的"重新開始"計畫的重點是那些失業兩年以上、沒有再就業和未進行培訓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經過培訓但不認真找工作的人，他們的福利也可能要減少。新的《求職者津貼》對願意工作的人將提供更多的鼓勵措施，對享受福利的條件進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說來，對於不聽從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時有必要附之以約束，以防止人們享受福利後不參加工作。他們這樣做可能有幾個原因——因為意志消沉或者覺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為他們在黑市經濟臨時就業拿錢多。此外，如果我們要使開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們必須堅決放棄最低工資法或破壞收入低、技術差的就業機會的其他任何規章。
但是，如果我們對"窮人"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們將永遠不會想出或執行正確的政策方案使人們不再依賴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的美國學者對於我們現在對貧窮這一概念的歷史背景作了最詳盡的調查。至少是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在人們心目中和在幫助貧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窮人分成了"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和"不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雖然這一區分已經淡化，不如以前明顯了——這倒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過去強調城市化的破壞作用——但這種區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網放寬了、深化了。的確，對於還記得英國戰前情況的任何人來說，當時把"窮人"這一概念說成是一個可以識別的、具有相同特徵的群體，這似乎很不切合實際。
在格蘭瑟姆和全國類似的城鎮里，我們知道當時有一些家庭，他們養家糊口的人遭逢艱難時世，經歷了很大困難，但他們從不接受救濟——即使他們看到是國家的救濟一決心不惜任何代價維護他們的體面。許多有尊嚴的領養老金的人當時會說："我自力更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那裡拿過一便士。"由於走了極端，這種自立的意識肯定會帶來苦痛。鄰居們會機敏地儘力幫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為自己的艱難感到自豪的人與不願依賴福利的人極為柑像。
對比之下卻有另一些人——我到倫敦後曾多次碰到他們——對他們來說，自立和體面沒有什麼重要，他們願意依賴國家，不願作出額外的努力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或使他們的孩子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開端。
事實是，第一類人重視社會地位，第二類人無視羞恥，這意味著社會壓力一般不大，所以處於中間的大多數人——如我們這些人——更可能會去找一份工作，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計。這種做法看上去可能顯得無情。但是，一個鼓勵發奮、節儉、自立和承擔家庭義務這類美德的社會，將會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勵他們感到自己無用、精神不振和失望泄氣這一社會裡的人們要更加快樂（同時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況不是這樣，國家和社會在賦予同情心時也必須公正。對一個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個未作出努力的人給予同樣對待，這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的做法不僅使從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處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會使未從中獲益的人感到憤慨。
在本世紀的某一時候——現在已經難以準確說清了，那麼多的西方決策人開始談論和採取行動，好像是"這個制度"而不是個人——或者甚至是運氣——才使得一些人貧窮。於是我們陷入了圈套，認為貧窮——這裡沒有必要進入區分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這一雷區——是經濟政策產生的"問題"，只有採取各種靈活的辦法通過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決"。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這一信念：貧窮是引起各種不負責任或不正常行為的一個原因，而不是它們的結果。
大多數用這種語言說話的人是為了崇高的動機。沒有人的動機比基思·約瑟夫還要崇高，１９７２年６月他作為社會福利部長對學前幼兒遊戲組協會的講話是有關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說法。基思利用當時的研究，認為"貧困循環"在起作用，即在這一循環中，"一代人的問題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現"。基思的這一說法開闢了一個重要的新天地，因為它使人們注意到"父母對孩子壞的養育"不僅對這些孩子有影響，而且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但是基思沒有問一問，國家通過其福利政策削弱了個人的責任感和自己幫助自己的做法，這是否像第三個壞的父親或母親在起作用。的確，他在倡導要促使父母對孩子進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實行計畫生育的同時，還主張政府應該通過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稅收減免計畫進行干預。如果像基思這樣一位敏銳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確的分析而開錯了處方（像他後來承認的那樣），這的確很好他說明了在大西洋兩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為我們現在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