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問題，特別是當通貨膨脹問題不那麼令人發愁時，社會問題在政治辯論中會顯得突出。低通貨膨脹率和快速經濟增長是人們轉而對環境問題、城市重建和社會保健服務非常關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７年大選後，這些問題在政治中佔有首要地位。１９９４年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的重新增長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但是，這兩個時期有三個不同點。第一，無論經濟前景如何，關於社會政策的爭論（它們已在大西洋兩岸展開）似乎不會得不出結論而逐漸終止，因為它們已經觸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處。第二，與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不同，這一次是在法治、依賴福利和家庭這一傳統保守的領域發生了這些辯論。第三，對於犯罪、無節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帶來的影響有了新的認識。公司的經理們不願搬遷到犯罪率高和學校紀律鬆弛的地區。單親家庭開支的激增迫使社會保障預算——最終也迫使稅收——無情上升。首先，有人擔心日益依賴福利將會使青年男女變得消沉和道德敗壞，而工業發展與進步都需要他們提供勞動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對經濟增長率比犯罪率更加感興趣的執拗的人們，現在也不得不認真地對待社會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子外，政治領導人一直不願按照學者和評論家們異常相似的分析制訂政策。也許，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圖這樣做的人在大西洋兩岸立即遭到了低毀。副總統奎爾和彼得·利利因為說了現在一般認為是常識性的下述問題而受到公眾的嘲笑：單親家庭的增加對於沒有父親的孩子們的成長是有害的，並且使社會承擔了巨大費用。然而，早在１９８７年，邁克爾·諾瓦克和其他幾位具有不同觀點的著名學者在一個名叫《關於家庭和福利問題的新共識》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發人深思的結論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僅僅靠金錢不能消除貧窮；需要內在化的價值觀念，還有"作為國家的精神氣質必須鼓勵自力更生和責任感"。
由於偏見與既得利益，在大西洋兩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礙了人們對這些事情進行誠實和明智的談論。
大多數資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罰學和社會工作領域裡的專家們對於６０年代以來所執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負有一些責任，他們不願承認他們的失敗，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們承認了失敗，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見，即：雖然目前的做法可能無效，但也沒有其他更加有效的辦法。對於用納稅人的錢所推行的這一費用很高、非常複雜的制度來說，這自然是一種奇怪的辯解。其次，養尊處優的政治家們不願採用一種把窮人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歸咎於窮人自己的社會分析——用同行的話來說"指責受害者"，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做是通人情的。當少數民族中窮人的人數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時，他們特別明顯地不願採用上述社會分析，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責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於產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說並不是人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那是因為"政治正確性"的影響把水攪混了，特別是在美國。在歐洲，這種影響是隱蔽的，但越來越大。例如，假如在監獄裡黑人人數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會被認為是由於在刑事審判制度中存在著種族主義，因而需要監禁更多人的政策就會受到懷疑。如果傳統的小家庭被認為是奴役婦女的體制，那麼，不鼓勵單身父親或母親家庭的政策就不大會受到青睞。只有兩種情況可以克服這些強大的障礙。第一是公眾不再像現在這樣容忍個人的、社會的和財政在這方面耗費的費用。這一點已日益明顯。第二是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要有廣泛的了解，要弄清它們為什麼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