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歐洲共同體的事務相比，在我離任時，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個歷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在繼續著。鑒於當時正在為無法預料的海灣戰爭確切進程作準備，因此，這種氣氛看起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無動於衷。但是我相信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們從策略考慮喜歡稱之為的"國際社會"，會戰勝薩達姆·海珊和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此外，這場危機還導致了美國和英國重新建立我把它當作我在處理問題時起主要作用的、那種極其重要的"特殊關係"。
但是，更加具有長遠重要意義的是冷戰的結束，或者更為準確但不那麼策略他說，是在那場大規模的戰爭中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確，如果沒有這一結局，海灣事件就不可能進行得比較順利。我抵制德國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１９８９年６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１１月推倒了柏林牆，１２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里根和我在整個８０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了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進程的結果，重新恢複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了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覆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持（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持）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一個舊的世界秩序——由蘇聯和西方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劃分成的兩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誕生了嗎？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它是打著聯合國決議的幌子的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這就需要美國強有力的領導，其盟國的堅定支持和一個明確的戰略思想，即它能區別什麼是對西方利益和國際秩序的真正威脅，什麼是後果有局限性的地方爭端。我仍然相信這一謹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個義務有限度的、持久的國際秩序。不幸的是，它與一個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麼實際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混淆起來，而後者是建立在不受戰略私利影響的、多國機構共同行動的基礎上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加理想主義的看法，但是，正如麥考利所說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一英畝地，其價值相當於一個烏托邦的公國。"
甚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的日子裡，當有關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達到了高峰時，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懷疑，一些人太相信國際宣言的高調，而太不注意執行這些宣言的措施。說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準備第一次訪問南非時，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有關倒霉的國際聯盟的資料。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是南非的簡·斯馬茨。當時的一些花言巧語和我這時所聽到的同樣不可思議。當國際聯盟未能採取行動反對獨裁者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掃清道路時，斯馬茨自己作出結論說："大家的事到頭來成了誰也不管的事。每個人都指望別人去帶頭，而侵略者這時卻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這一結論對我的印象就像那種集體安全一樣深，而有人卻認為冷戰後的穩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上。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現在的形勢不同了。畢竟薩達姆·海珊沒有"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雖然他的確是"逃脫了"。但是我想，要懂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國際聯盟相反，美國確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國際上的超級大國，此外還有像英國、法國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國家也採取行動給予了支持，因而在海灣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大多的評論家和政治家準備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論，即聯合國本身應該成為一支超國家的力量，它應該有權威和財力任意進行干預；而單一的民族獨立國家則應放棄它們的主權。如果聯合國要成為一個世界政府的強烈慾望得到鼓勵，它只能使世界導致混亂。但是通過許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見在許多保守黨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戰後的形勢變得對他們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紐約向駐聯合國的大使們作了一次講話，清楚表明我反對這些傾向。我為"新民族主義"辯護，它在蘇聯和中歐、東歐的各民族中是顯而易見的。
真正的國際主義總是包括各國之間的合作，那就是該詞的意思。詞樣，體現國際主義最高願望的聯合國，其名稱就提醒了我們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你們考慮一切問題的起始點是你們所代表的各個國家。你們往往容易忘記的目的是它們在一些共同目標上應該一致。但是目標一致一而不是聯合——才是宗旨。
事實上，我在紐約演講時，已經很明顯，世界新秩序的情況不佳。我深切地關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經出現了危險。在那裡，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爭取從共產主義受壓抑的窮困中獲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裝力量的挑戰。在我看來，民族自決權和自衛權（事實上，更加廣泛他說是人權）是任何公正的國際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穩定的國際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穩定具有傳統的價值，任何對此抱有懷疑的人，應該給他一張去摩加迪沙的單程機票。但是，穩定不應該作為維持本身就不穩定的某一現狀的借口，因為它壓制了最終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會力量。自我離任以來，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開干預外交方面的問題（歐洲問題除外），也許意味深長的是，每一次我都認為，出於道德和現實兩方面的考慮，應該改變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庫爾德族的婦女乞求我大聲疾呼，幫助解救在薩達姆·海珊的無情打擊下她們首當其衝的同胞。我被她們的訴說打動了。當時議會正在休會，也沒有大臣會見她們。我現在可以高興他說——無疑是出於巧合——至少後來採取行動建立了安全避難所。
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蘇聯發生了政變，西方一些領導人顯然情願"坐視"政變的領導人是否會成功，而沒有在道義上充分支持在俄國白廳聚集在鮑里斯·葉利欽周圍的抵抗力量，我對此感到驚愕。因此，我一核實當時所發生的情況後就立即在大學院街我辦公室的外面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繼續接受了一連串的採訪。
我說，很清楚，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是違反憲法的，俄羅斯人民現在應該接受民主選出的主要政治家鮑里斯·葉利欽的領導。在這一新的、危險的形勢下，我們自己計畫削減防務的做法現在一定不能繼續下去。但是我告誡說，不要認為政變會成功。蘇聯人民現在對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們不會願意失去它。他們應該像中、東歐的人民所做的那樣來保衛民主——走上街頭，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況已開始明朗。事態的發展正在證實我認為政變不會成功的樂觀想法是對的。有消息說，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了盛大的抗議集會。我想值得試一試與戈爾巴喬夫先生直接通個電話。據政變領導人說，他已經因"健康原因"下台了。當蘇聯大使告訴我不可能通話時，我並不怎樣感到驚奇。我曾設想，電話聯繫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斷——雖然在這一點上我很快得知我過高地估計了政變領導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時候，保守黨的歐洲議會議員、俄國問題大專家貝瑟爾勛爵與我的辦公室聯繫，說他和正在倫敦訪問的的葉利欽先生的顧問薩利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