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離開唐寧街時，我感到遺憾的幾件事之一是在這個時候離開，使我沒有時間去處理歐洲迅速發生的變化。１９９０年秋，人們在為後來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打基礎，旨在為成立一個聯邦制的歐洲合眾國搭制框架。自從我當首相後，在歐洲共同體內進行了許多鬥爭，但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如此規模和如此重要的鬥爭。
當然，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歐洲委員會和一些政府首腦對共同體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與我的觀點很不一樣。為了告誡不要讓中央集權制、保護主義和聯邦制持續發展，我於１９８８年發表了布魯日演說。在布魯日，我擺出理由反對企圖使一些國家去"適應某種容貌的歐洲個性"，而是要求"在獨立主權國家之間進行自願和積極的合作，以此作為建立一個卓有成效的歐洲共同體的最好辦法"。
自那以後，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詳細談到可供選擇的另一種看法，並爭取國內外對它的支持。這不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難很多。在保守黨內部有一些人數頗多但仍佔少數的、堅定的熱心歐洲的人，他們幾乎歡迎所有在布魯塞爾決定的事情。《單一歐洲文件》與我的意向相反，也與我對當時正式提供的許諾理解不一致，它為歐洲委員會和歐洲法院加緊推行集權化提供了新的領域。由於它們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國和德國——法——德軸心占統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邁進。在美國，政府在判斷上犯了一個大錯誤，認為促進一個由德國領導的、統一的歐洲能最好地保證美國的利益——儘管海灣戰爭的經驗無疑會促使布希總統對這類假設提出疑問。
儘管如此，我仍然確信，只要目標專一和意志堅強，就可以使布魯日提出的辦法取得成功，因為三個長期性的影響對其有利。首先，需要幫助新解放的東歐國家，這給聯邦主義者們狹隘的歐洲主義帶來了困難，因為他們的高稅收、高制約和高補貼制度最終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經濟變化顯著地擴大了金融和商業範圍，這會減少歐洲共同體本身的相對重要性。第三，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越來越多的其他歐洲國家，人民的情緒正在背離他們所疏遠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複有歷史淵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這可能需要１０年時間，但是我感到這是一個有前途的事業。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星期四，我作為首相在向下議院作最後一次演講時，奚落了工黨在重大問題上有意識地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
他們不會告訴我們他們的立場。他們需要單一貨幣嗎？他們準備保衛這個聯合王國的議會的權利嗎？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妥協，把事情掩蓋起來，留到日後再說，希望美國人不會注意到對他們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權力是怎樣逐漸失去的。
當時我不知道，的確，也沒有必要去想像，別人也會很快地對我的繼任者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說同樣的話。我知道，約翰·梅傑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大多數政府首腦尋求某種妥協。當約翰還是財政大臣時，從我們的交流中這一點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辭職之前進行的有關歐洲問題的激烈辯論後，他想彌合黨內的創傷。但是，我沒有想到會這樣快地完全改變了我所採取的立場。
１２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開鼓吹通過我始終不信任的西歐聯盟發揮特殊的歐洲防禦作用，因為我知道其他人，特別是法國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國支配的北約組織。後來在１９９１年３月，首相在波恩宣稱英國位居"歐洲的正中心"。對我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不僅僅是從地理概念來說，而且我們的傳統和利益在許多領域與大陸的鄰國非常不同。例如，在貿易方面，特別是在農業貿易方面，英國比較開放，更加依靠歐洲以外的國家而不是我們的歐洲夥伴。
我不希望別人看來我好像在傷害我的繼任人。我知道他的地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給我帶來夠多的麻煩，我不希望也給別人帶來類似的麻煩。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發現辭職後我在發表意見時比辭職前甚至更加受約束了。但是，對英國未來的整個方向，甚至對它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發生爭議時，憑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雖然我對報道中的政府首腦正在討論的條約草案疑慮重重，我想應該持建設性的態度，公開陳述我所需要的那種歐洲，同時在沒有相反的證據之前，讓政府儘可能長時間地認為該草案是可行的。
１９９１年３月，我作了離任以來的、第一次重要的公開講話——那是在華盛頓，在一次由幾位美國思想保守的智囊團成員安排的會議上。我繞開了英國國內政治比較敏感的領域，集中講了歐洲共同體地緣政治的作用：
一個由單一民族國家組成的民主歐洲能夠成為一支主張自由、有事業心和進行公開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歐洲合眾國踐踏了這些目標，新歐洲將成為一個提供補貼和執行保護貿易制度的歐洲。
歐洲共同體的確負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國家更加可靠地紮根於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獨裁統治結束後，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場在東歐和中歐生了根，就必須接納它們為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同時，我們必須加強貿易、投資和文化聯繫。
當然，在美國提出這些論點特別合適，因為多年來它多少一貫地在推動英國向更為緊密的歐洲一體化靠攏。這一態度是建立在雙重幻想的基礎上的：首先，它假設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會對美國是友好的，這可減輕其部分防卸負擔，或完全免除這一負擔。事實上，大多數堅定的歐洲的聯邦主義者都很有意識地要脫離美國，建立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因為它有著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務中，最終會成為美國的對手。這已經產生了實際效應。歐洲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已引起了大西洋兩岸一系列的貿易衝突，即使冷戰限制了這種對立。自從美國減少了駐歐洲的部隊後，貿易方面的爭吵變得更加嚴重，如美國和歐盟有關關稅與關貿總協定的爭吵。從１９８０年的威尼斯中東宣言到共同體對南斯拉夫戰爭早期的徒勞干預，歐洲共同體的外交政策幾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歐洲與美國區分開來，有時特別明顯。時間一長，這類爭端必將侵蝕一直支持大西洋防禦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時，這些爭端是按照聯邦主義路線推行統一的歐洲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美國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個錯誤的假設是，根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組成的歐洲超級國家，按照美國對民主一詞的含義（和按照該詞的充分含義），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華盛頓的講話中對這一點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為歐洲共同體確定的不實際的政治任務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歐洲合眾國：在這個歐洲，各個擁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將會屈從於一個必然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聯邦結構。一個缺少共同語言的共同體不可能有官員們要對其負責的輿論。
由於英國政府當時的態度（至少在言辭上）對歐洲合眾國是同樣敵視的，用國內的政治術語來說，提出這些論點比對經濟與貨幣聯盟進行批評更為容易，因為政府對這一聯盟的態度遠不明朗。的確，事實已經勝於雄辯。１９９１年，顯然，當時的經濟政策主要取決於英鎊與德國馬克的比價，而不是考慮國內的貨幣政策。同時，當時正在利用匯率機製作為走向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工具。這至少與加入聯盟時我的意圖完全相反。當局就此問題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說明也沒有淡化這一印象。市值調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實際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國應該採取２．２５％（正或負）的小差距匯率幅度而不是這時的６％。
然而，我知道，在批評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時，我一定會使自己也受到批評。正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捍衛者所說的，在簽署《單一歐洲文件》時，是我放棄了立場，他們只是在"Ｉ"上加了一點，在"Ｔ"上加了一橫。所以，現在正把英國經濟驅使到由政治決定匯率這一約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稱我無權對這個問題提出批評，因為是我把英國貨幣帶進了匯率機制。我知道我對這兩點指責有很好的答覆。現在看上去正在呈現出來的馬斯特里赫特框架——實際上不能令人滿意——與在談判《單一歐洲文件》時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當時有人正在利用匯率機制達到某種目的。我不僅反對，而且在政府里明確表示，我永遠不會執行這種匯率機制。同樣，他們的這些論點也不可能阻止批評者提出批評。
所以，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二在向紐約經濟俱樂部講話時，我表示反對因國際原因執行受操縱的匯率，同時在坦率承認我的政府所犯的錯誤時也談到了這一點。
隨著８０年代中期羅浮宮協議和普拉扎協議的簽訂，我們尋求將國際匯率更為穩定這一目標置於控制通貨膨脹之上。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我們在英國試圖使英鎊匯率追隨聯邦德國馬克，從而加深了這一錯誤。在尋求穩定的匯率目標時，又一次違反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