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８日，距我第一天踏進此地擔任首相１１年６個月又２４天之後，我最後一次離開唐寧街１０號，一片矛盾和混亂的思緒使我感到內心痛苦。我在世人矚目的公務世界裡生活了如此之久，現在卻要離開這裡走向……何處？然而，儘管我也許已躍入——或者可以說被推進——黑暗，我並不是毫無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體健康，我還發現，我有那麼多的朋友給我道義和實際幫助。
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把他大學院街上離威斯敏斯特宮很近的房子借給我暫作辦公之用。當丹尼斯、馬克和我到達那裡時，我發現一個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時的政治秘書約翰·惠廷戴爾，以及其他幾張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的面孔正等在那裡迎接我們。至於我們自己那套在多爾維克的房子，當時丹尼斯和我把它買下來，一半是為了投資，一半是供緊急需要時用（雖然我們很少預見到有此用途），現在我們已不想再留著它。它離威斯敏斯特太遠，而且，儘管發生了目前的情況，我們兩個都設想，不管我以後幹什麼，反正不會選擇"退休"。我希望掙錢謀生，大概也有此需要。無論如何，不工作是會使我發瘋的。
隔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找到合適的住處；先是從亨利·福特太太處借了一套在伊頓廣場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來做當然不成問題。我需要向無數對我表示同情的人寫信致謝，他們的慰問使我深為感動。有些給我寫信的人本人正處於絕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緒低落而已。
很幸運當前有一些個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個月就是聖誕節。離開唐寧街意味著必須取消原訂在契克斯別墅慶祝聖誕的計畫，同時需要為我們自己的聖誕晚會預訂飯店房間（我自己的房子已被從唐寧街和契克斯別墅搬出來的包裝箱堆滿，那是１１年半積累起來的東西），需要重新邀請現在已不能去契克斯過節的賓客，定做一套新的離任後的聖誕卡，還要為所有這些付款。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手上的時間仍多得難以打發。過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我知道怎樣通過忘掉過去、開展新的事業，為個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靈丹妙藥。現在我必須調整工作速度。可是一開始這可並不容易。
我生來就不善於反思或回顧，我總覺得朝前看更可取，處理當前實際問題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範圍內）越難越好。現在有了比我當反對黨領袖或首相時享有的（如果這個詞合適的話）更多回首過去的機會。這也許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種內心的需要（雖然令人痛苦），來徹底思索７下我這輩子究竟幹了些什麼，獲得的機會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
起初，我的非自願"撤退"被一些陰鬱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從報紙上讀到有關"撒切爾時代"的訃告式評價文章。有些報紙刊登了一些有關我擔任首相期間工作情況的文章，據我回憶，他們記敘的內容很不準確，這當然毫不奇怪。我從一開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須寫回憶錄用我自己的敘述來加以糾正——畢竟我多次公開開過玩笑說要寫回憶錄，而且也不乏這方面的興趣。再說，工作成績是不會"為自己說話"的，雖然政治家們可能非常希望它們能做到這一點。但我並不把寫口憶錄看成是自我辯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間的問題。倒不如說——而且愈來愈覺得——我要通過回憶錄來鼓勵那些與我思想和感覺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遠以後的政治領導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被政治流放到孤島上的人。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驚喜地發現，我這個小小的孤島在知識和社交方面不再是個荒蕪人煙的地方。我周圍不僅有關心我的朋友，還有一些與我志趣相投的學者、記者和年輕一代政治家，事實上他們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響未來的人。我漸漸認識到，離開唐寧街，也就——儘管是多麼不愉快和不情願——擺脫了高級職務帶來的某種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來，我不得不與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處或共事，他們之中除少數明顯的例外，多數人與我意見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觀點。他們盡心盡責做著自己份內的事——有的還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經常不得不像政府行為的孤獨反對者那樣行事，而這個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領導的。這種情況使無法避免的權力上的孤獨進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繪成一個局外人，只是由於某些環境因素的奇怪結合，才跨進了局內人的圈子，而且在那裡呆了１１年半。對我的這種描繪不能說不準確。
現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這是一種不同於過去我所記得的"局外"。我發現，與我擔任反對黨領袖時那些困難日子（這些我已在本書前面幾章講到）截然不同，現在我周圍那些有見解、有作為、最能幹的保守黨人幾乎都是與我思想一致的。過去那場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稅收，擴大所有制，恢複自力更生，建設擺脫貧困的梯子，加強國防，建立大西洋聯盟，重振國家的士氣和地位——是經過艱苦努力在政府裡面完成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無法看清在政府外面進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間或——如一年一度訪問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情況，但並未掌握全貌。因此，由於我今天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擔心，我相應地把較大希望寄托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進行思想鬥爭的人身上。何況，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實可行的一面。因為我一向善於做鼓舞人心的演講；而且每當我對某個深奧題目發表講演或撰寫文章或介紹情況需要幫助時，總會有一批熱情而又具有專長的志願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樣，我多次到國外講演，也有類似的體驗。起初，我是作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時間會見我在職時認識的人。但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首腦人物常常迅速更換。原先接觸過的領導人日益減少。如果他們接待我不是因為我擔任過什麼職務，甚至也不是因為別人認為我取得了什麼成就，而是因為我在一般意義上所"代表"的東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我想，我在美國大概可以期待得到這樣的接待，因為美國是現代激進保守思想的中心，幾乎是我的第二故鄉。但是，當我同中歐和東歐新解放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交談時，當我同和我一樣擔心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西歐人交談時，當我同正統資本主義得到運轉、經濟正在騰飛的亞洲與太平洋國家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商談時，當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國家從第三世界的失敗教訓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轉變的領導人交談時，也有同樣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時又參與一種巡迴式的專題討論會。他們非常願意聽我的見解，我自己也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歐聯繫不斷削弱，"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前共產黨人又悄悄口來掌權，還有已爾干戰亂中發生的恐怖行為——西方對此態度軟弱，無異於容許甚至鼓勵他們如此胡作非為，一些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爾維亞人川流不息地到我這裡來敘述那裡的慘狀。但是，從國外東道主對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樣從我在國內安然擺脫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來大力宣傳并力圖實施的基本內容仍和過去一樣具有意義和說服力。並不是世界背棄了我的那種保守主義，而是有些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對自己和他們的信念暫時喪失了信心。到國外訪問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還有精力——到目前為止，我的精力似乎還很旺盛——我將努力去影響各國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響各國政府的行動。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無力去完成時）我的基金會將代我去完成這項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虛張聲勢、憤世嫉俗與恐懼害怕之間猶豫動搖。國內問題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用於社會津貼計畫的政府開支正在導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稅收。國外問題也不少。西方的防禦體系正在崩潰，使用它們的決心不斷減弱。對歐洲和英國在該防禦體系中的地位處於嚴重混亂。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已冷卻到接近冰點。對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沒有向他們提供他們需要的支持；他們的地位正被許多態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對於俄國人，我們先是無所作為，繼而態度軟弱，我們正在鼓勵他們相信，如果他們像過去的蘇聯一樣行事，只會得到西方的尊重和關注。在前南斯拉夫，我們讓侵略得逞。混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滋長，因為它摧毀了一個帝國，卻還沒有確定該扮演什麼新的角色。但並不是什麼都糟。現在世界比冷戰時期更自由，雖然還不能說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還缺少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確的目標。
當然，我可以這麼說。難道我不可以嗎？也許不可以。但是過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評我的人現在也在這麼說。在下面有關歐洲、更廣的國際環境、社會政策和經濟的幾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糾正這些方面問題的想法。但現在是其他人來採取行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