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上午在格拉斯奇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平平淡淡毫無特色，記者們似乎沒有多少話要說，而我依然心情不佳。上午稍晚一些時候，我接受了一位蘇格蘭電視記者的採訪。這次採訪很不好對付，據認為他是個保守黨支持者，但卻希望證明相反的東西，態度特別不友好。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不足為怪。但這之後，情況又好起來。我們在阿伯丁參觀一家乳品廠，我在那裡品嘗了我所吃過的最好的黃油——但我驚訝地了解到，生產的這些黃油並不是供國內消費，而是運往歐洲經濟共同體儲藏起來，備作干預價格用的。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堆積如山的黃油。
然後，我們前往巴基的港口並參觀一個魚類加工廠，那裡人民無法抑制的高昂熱情和良好情緒在我身上產生了奇妙的作用。傍晚我在埃爾金市政廳一個集會上講了話，然後乘車到洛西茅斯搭乘飛機回倫敦。在趕往洛西茅斯機場途中，到處有人群向我們揮手致意，我們不時停下車來接受鮮花和禮物。這再一次證明，我們是在朋友之中。
星期五上午記者招待會前，當我來到總部聽取情況介紹時，不難想像，４月的空氣中還有一些不合時令的寒意。在記者招待會上同一名記者討論技術對就業的影響時，我的態度也很冷峻。接著是接受一名電視記者採訪。事前我被告知，他是保守黨的同情者，結果證明他的態度恰好相反。競選運動到了這個時候，疲勞已使每個人神經緊張，而壓力仍有增無減。我知道我還有幾次重要的記者採訪，還有最後一次保守黨大選電視廣播要錄像，還有兩次重要講話，一次在博爾頓，另外一次在保守黨工會會員大會上。同時，新的民意測驗似乎表明我們的領先優勢正在逐步削弱。總部認為，保守黨的優勢已從１０個百分點左右下降到６個百分點左右。保守黨內部的民意測驗比中間數字稍稍偏高一些，但不幸的是，沒有理由相信它一定比其他民意測驗更可信。我必須取消當天下午訪問富勒姆選區的計畫，以便集中精力起草保守黨大選電視廣播稿和保守黨工會會員大會講話稿。但有人對報界說，我取消此行的真正原因是嗓音不行了。報界就利用這話誇大其詞，把我描繪成"被戰鬥搞垮了的瑪吉"，說我試圖制止選票滑坡。實際上，我的嗓音處於最佳狀態——現在我必須不惜冒過份緊張的風險，故意扯大嗓門，讓採訪記者和聽眾相信我的嗓子好得很。
星期六早晨的《每日快報》刊登了國際市場輿論研究會的民意測驗結果，我們領先的優勢已下降到只剩下３個百分點。有跡象表明保守黨總部處於輕度的緊張不安之中。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寫信給保守黨候選人說："不管出現什麼情況，請大家不要自滿，不要絕望。"這封信並沒有起到多大的鼓勁作用，也許倒是準確反映了信件作者及其顧問們的心情，他們認為贏得大選的方法是別干不該乾的事，而不是去干該乾的事。對我來說，我公開地不去理睬民意測驗，指出，"你越接近選舉日，優勢就越縮小，一向都是這樣。"事實上，我拿定主意，現在最好的辦法是腦子裡完全不去考慮民意測驗，而把剩下的全部精力投進具有決定意義的最後幾天競選活動。這天上午我在倫敦進行了很好的競選活動，包括訪問我自己的芬奇利選區，下午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討論大選電視廣播問題。
４月２９日星期日是關鍵的一天。民意測驗滿天飛。我不去理睬它們。上午我做了頭髮，午餐後坐車到溫布萊會議中心出席保守黨工會會員群眾大會，哈維·托馬斯吸取他參加比利·格雷姆的福音會群眾集會的經驗，想盡辦法把大會搞得異常熱烈。一群演員和喜劇演員使集會開得生動活潑。哈維不顧過於嚴肅的黨內官員關於維護"下屆首相"尊嚴的指示，當我進入會場時奏起了《哈羅，瑪吉》的樂曲，大家一齊高聲唱了起來，這時尊嚴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我還從未見過如此熱烈的場面——雖然與哈維以後一些年的異想天開的做法相比，這一次似乎還是相當溫和的。
講話本身簡短而且尖銳，聽眾的反應異常熱烈。接著我前往薩契-薩契廣告公司錄製最後一次大選電視廣播。從下午４點開始，戈登、羅尼、蒂姆和我對講稿反覆進行修改，然後是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地拍攝同一個鏡頭，每次我們中間總有人覺得還不夠好。最後，早已過了午夜，我們終於感到滿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是參加格拉納達電視台的"格拉納達５００"節目，由來自博爾頓東區的觀眾向三黨領導人提出問題，博爾頓東區產生的議席被認為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許多年來，博爾頓東區的席位一直由組成下屆政府的政黨獲得，但在１９７９年，選民們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這也許是由於全國的注目而使這裡的選民們頭暈目眩）。我喜歡這樣的場合，這比一對一的採訪輕鬆得多。想到這些人是真正關心英國前途的"真正"的選民，使我神經放鬆，從"掌聲測量計"來看，我在這次競爭中獲勝。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國民意測驗表明，工黨領先０．７個百分點。這一天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問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對這次民意測驗作何反應。我不予回答，只是說：我希望這情況將推動保守黨支持者到那天都出來投票。這樣回答不僅為我在困難時刻解了圍，我猜想也是個正確的判斷。因為，如果有什麼東西真的對我們取勝形成威脅，那就是自滿，而那時已無自滿可言。我接著到西北區進行競選，當然，最後是在博爾頓的一次群眾集會上講話。喜劇演員肯·多德出現在講台上，手拿一根藍色羽毛撣帚歡迎我。在肯·多德傳達諾蒂·阿什的信息之後——他使博爾頓活脫脫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保守黨選區——任何講話都會顯得過於嚴肅了。但是在競選運動的這一階段，只有一個真正的信息，那就是希望把工黨趕出政府的人決不要浪費他們的選票，把它投給小黨派，而必須投給保守黨。
而且，必須不斷重複這個信息，直至投票選舉那天。我在星期三（５月２日）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的就是這個主題。我到倫敦各選區又到處講這個信息，最後來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學。一群女權主義者在那裡高喊抗議口號："我們要婦女權利，不要右派婦女"，我不得不從她們中間擠出一條路來。我驅車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時，感到自己真的累極了。我已找到機會，並牢牢抓住不放。說來奇怪，當我意識到現在不管發生什麼，我已無法控制時，我感到高興。多少個夜晚以來，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６個小時的覺。
第二天是選舉日，早晨一覺醒來，聽到收音機里報道，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２到８個百分點不等。９點鐘，丹尼斯和我到切爾西投票站投票，然後驅車到芬奇利。我像慣常那樣，到委員會各個房間轉了一圈，後面跟隨著一群攝影記者。我們回到福拉德大街，簡單吃了一點晚飯，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這天晚上要長時間熬夜。午夜過後不久，我來到巴尼特市政廳內的芬奇利選區計票中心。他們把我安頓在一間僻靜的房間內，屋裡有一台電視，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在這裡我可以迅速聽到大選結果。羅傑·博登和我在一起，邊看電視報道，邊向我補充介紹早些時候總部從電話里傳來的信息。我帶著一台計數器，上面有基思·布里托為我準備的詳細情況。最初的選舉結果表明我們已獲勝，但其中也有令人沮喪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關於我們能取得多少個席位的預測數字開始逐步上升。當地市政會議員、我的選區主席和夫人、我的選舉幹事和其他一些人進進出出，臉上都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高興。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過早露出興奮心情：是為了謹慎小心，或者是出於迷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會比較容易對付壞消息。然而，到最後我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就在我走出房間，聽到我自己選區的計票結果時，誰都清楚，我們將組織下屆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況現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計票中心支持者的熱烈歡迎，訪問總部，與家人短暫相聚的溫暖和慰藉。關於當天下午前往白金漢官接受女王組織政府的授權，以及隨後到唐寧街就職的情況，我已在其他地方記述。
如此規模的勝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這不僅表明我們贏得了一場選舉，也表明我們得到了進行改革的新的授權。正如選舉學家和評論家們在仔細研究選舉結果後所說的，保守黨的勝利模式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議會贏得了比所有其他黨派加在一起還多４３個席位的多數。這屆大選工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佔比例比上屆大選下降５．６％，全部轉向保守黨，同時，保守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佔比例超出工黨７個百分點，這兩個數字無論對哪個黨來說，都是１９４５年以來最大的變化。
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轉向保守黨人數最多的階層是熟練工人，其中１／３顯然是在競選過程中轉變過來的。這些人恰好就是我們必須爭取他們脫離畢生忠於社會主義信仰的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