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４月１９日星期四），在倫敦發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那是關於我的加的夫講話對黨和我黨競選運動的"立場"產生的影響。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以後應該避免。由於總部的同事們公開活動的機會不多，所以他決定參與我的演講稿的起草工作。當時我對這一切還不知情。我那天上午參觀萊斯特一家紡織廠，在那裡用上了少年時代學到的一點針線功夫，在一群亂鬨哄的記者和驚訝不已的工人面前縫綴了一件工作服上的口袋。
可是，就在轎車快要到達伯恩維爾的卡德怕里工廠時，我才得知，波得·桑尼克羅夫特堅持要求從準備當晚在伯明翰（競選運動中第二場最重要的群眾集會）發表的講話稿中刪掉一段關於工會的措辭強硬的話。這段話是由英國著名新聞記者、歷史學家、拋棄了社會主義信仰的保爾·約翰遜起草的，彼得認為過於挑釁。他顯然對基思·約瑟夫也進行了干預，不讓他對這個題目發表講話。我不同意彼得的估計，但由於當時我不在倫敦，對我的判斷沒有完全的把握。因此，我生氣地從講稿中撕下了那幾頁，插進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段落。令人欣慰的是，彼得·卡林頓幫我起草的最後一節關於國防和外交事務的講話包含了一些極為激烈的內容，並特意採用了我早先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中的語調和言辭。
當我們的轎車在工廠門口停住時，我的情緒不是大好。我曾特別關照，這次參觀不要安排正式接待人員，我願意直接進廠去和遇到的經理和工人交談。可是現在卻看到長長的兩行頭戴白帽、身穿白外衣的人排列在門口，我沒有看見有攝影記者，我想他們肯定是躲在什麼地方等待合適時機出來拍攝這個滑稽有趣的場面，我沒有立刻下車，在車上呆了一兩分鐘穩定自己的情緒。這時，我才意識到我認識幾張原以為是工廠工作人員的面孔。他們原來是一群記者。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是聽到了我早先的指示，才穿上白色工作服來開個玩笑。我一下車，他們就舉起了照相機。我就在這些照相機搭成的拱門下走進了工廠。他們為這個玩笑高興得竟然忘了拍照，但是他們讓我看到了競選運動有趣的一面，對此，我想我們都應該表示感激。
上午縫了口袋，下午自然該去包裝巧克力了。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好對付——這種工作被稱為"不熟練工作"，這個名詞不夠謹嚴，也不符合這種工作的實際。我過去在工廠里干過活，那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看到某些傳統並未改變。一位新近結婚的女工把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放在靠近生產線的桌子上，讓朋友們欣賞。包裝完巧克力，我們就進行討論，談的時間很長，超過了預定計畫。最後，我們匆忙離去，趕往怕明翰的米德蘭飯店。我特別喜愛巧克力，根本沒有想吃多了會影響食慾。但是那久留不去的香草味兒使我在競選運動餘下的日子裡再也沒敢去碰它。
儘管在準備階段出現種種麻煩，伯明翰講演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有那些論述東西方關係和共產主義威脅的段落，而且還有那些關於法律和秩序的段落。我保證要"建立一道銅牆鐵壁"堵住無法無天的社會主義道路。會後，我們驅車趕回倫敦，第二天（４月２０日星期五）還要訪問倫敦各選區。
４月２１日星期六，競選運動照常進行，首先到米爾頓凱恩斯一家生產高精度電器零件的工廠。聽取仔細介紹後，我對生產技術產生了極大興趣，很快就能向一群對技術茫然無知的記者滔滔不絕地解釋起來。這時我們來到一架心臟監測儀旁邊，他們把許多導線按在我身上，對我進行心臟檢查。所有的指示器都顯示正常，表明我的身體狀況良好。就像我說的："像石頭一樣堅實"——依我判斷，我們黨整個競選運動的狀況也是這樣。１９７９年大選競選運動一個最奇怪的特點是，我們這些在外面參加實地競選的人和呆在總部的人的認識差異日益擴大。當然，政治家和其他人一樣，容易過於自信，但是與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７年兩次大選相比（當時安全方面的考慮顯得非常突出），我這一次的信心要高得多，我確實感覺到了選民的感覺，他們的心是向著我們的。我還深信，這種變化主要是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季的事態發展引起的，因此在工會權力問題上過分謹慎的策略並不高明。
但是從４月２２日（星期日）我在福拉德大街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看問題。儘管各種民意測驗依然眾說紛紜——一種結果說保守黨超出２０個百分點，另一種結果說保守黨只領先５．５個百分點——但在競選期間並無重大變動。彼得·桑尼克羅夫特認為，我們基本上應該按原定方針進行。正如他在星期日戰略會議上的書面發言所說的，"我們不應主動採取任何高風險行動。我們現在領先。"從這句話本身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這話迴避了兩個問題。第一，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首先主動採取了某種高風險行動，例如我的介入"不滿的冬天"，才取得了今天的領先地位的嗎？第二，現在什麼算是"高風險"行動？採取抑制工會權力的措施？還是不採取措施？不管怎麼說，在競選已經取得明顯領先地位的時候，一個最大的危險是自滿。激起選民的熱情，只要不是在他們和我們不一致的問題上，那是贏得大選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周的競選活動是去英格蘭北部，然後前往蘇格蘭。星期一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後，我搭機飛往紐卡斯爾。在那裡參觀一家茶葉加工廠時會有記者照相。品嘗那種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葉調製品，跟我在伯恩維爾的工廠品嘗巧克力的感覺差不多。
工廠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婦女正沖著我的方向不停地謾罵。警察勸我離開。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麼不滿，最好是當著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後說，因此我就走過去和她說話。我拉著她的胳膊，和顏悅色地要她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她的態度一下子全變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種牢騷和不安，但使她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願傾聽別人意見的人。我盡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問題，然後友好地告別。我離開後，清楚地聽到分明是她在對她的朋友說："我不是跟你說了嗎，她很不錯。"多年來參加競選的經驗告訴我，不可改變的敵對選民是很少的。恐怖主義威脅造成的悲劇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機會使自己相信這個事實。
星期二是充滿傳統競選方式的一天，安排了４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訪索厄比候選人唐納德·湯普森的鮮肉鋪和一家超市。我們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買了一大堆東西，帶回戰鬥辦公室。在保守黨哈利法克斯分部的台階上，攝影記者為我拍下了在濛濛細雨中捧著兩隻購物袋的照片——一隻藍色購物袋裡裝滿了在１９７４年一英鎊可以買到的食品，另一隻紅色購物袋裡只裝了半袋子在１９７９年工黨執政時的英國一英鎊能買到的食品。如果只是從政治上而不是從經濟上考慮的話，這種做法並無不妥，還挺受講求實際的約克郡人的歡迎。
當晚回到倫敦後，我接受了丹尼斯·圖伊為"電視眼"節目安排的採訪。這是這次競選運動中最不友好的一次採訪，但它給我提供了為我黨工會改革建議進行有力辯護的機會。不管總部怎麼想，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準備退卻。我重申了我要對付工會好鬥分子的決心。我還指出，所謂保守黨政府準備面對與工會的全面戰鬥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實質。你的意思是說，工會領袖們認為這整個大選不過是一場空洞虛偽的騙局，如果你沒有說錯，工會領袖們也確實是這麼說的，那麼，我要去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選民可能給予他們政府的最大多數，我還要去爭取英國１２００萬工會會員中的絕大多數人。我想你的觀點是錯誤的。
工黨認為，解決工會權力問題的較好辦法是同工會進行討論，即所謂訂立"契約"，而不是修改法律，我特別反對這種意見。
你知道，如果托利黨的偉大改革家沙夫茨伯里勛爵多年前眼睜睜看著工廠和作坊里的工作條件說：我將和作坊老闆訂立自願的契約，這不是太奇怪了嗎。你認為他訂立得了這種契約嗎？他當然不能。他說：有些事我們必須通過法律才能做到。
４月２５日星期三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和電台採訪後，我在總部進午餐，餐後即飛往愛丁堡。我開始對向全國各地聽眾所作的標準格式講話感到厭煩。這些講話大量套用為加的夫和伯明翰群眾大會準備的稿子，其中插進一些額外的段落，作為新聞稿發出去。結果，我對隨身帶到蘇格蘭來的講稿動了個大手術。講話的時間快到了，我還跪在喀里多尼亞飯店房間里，用剪刀和透明膠帶從攤了一地的資料中剪貼發言稿。特薩·賈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機幫我打出每一頁講稿。我在利斯市政廳發表的講話基本上就是這個稿子。它的內容至少很新鮮——甚至我也有此感覺。在講話的結尾，我加進了引自基普林的幾行我很喜愛的詩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時還不會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