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期待舉行大選，因此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在黨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租用了一輛大轎車，把它布置成活動辦公室，我們就在這間活動辦公室里從一個競選地點跑到另一個競選地點。活動辦公室的總管是戴維·沃爾夫森。他是替代約翰·斯坦利擔當這個工作的（我們出師第一天，約翰在布里斯托爾走下階梯時滑倒，造成椎間盤突出，立刻被送往醫院；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他就一直呆在醫院裡）。德里克·豪在"戰鬥大轎車"里擔任我的新聞秘書，戴維·博迪則是第二新聞秘書——他和新聞記者們一起坐第二輛大轎車。羅傑·博登負責提醒我們下一站到什麼地方，到了那裡該做什麼——這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黨副主席珍妮特·揚夫人和我們一起旅行，負責與保守黨主席辦公室保持聯繫。邁克爾·多布斯擔任流動圖書館館員，隨身攜帶大量事實與數據資料，以備我在小城鎮停留時回答問題之用（他後來寫了一本講述可怕的政治欺詐故事的書）。哈維·托馬斯打前站，為我安排講話，組織群眾集會。另外還有３位長時間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的秘書——特薩·賈丁、佩特森、卡羅琳·斯蒂芬斯和薩莉·詹姆斯，她們在鄉間道路上轉彎和顛簸的轎車上用打字機打出我的講話稿，這是一項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
由於當時沒有文字信息處理機、傳真或複印設備，工作比後來兩次選舉複雜得多。我們倒是有一部無線電話機，但它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司機有一次倒車時，不小心撞壞了天線，就再也無法使用。所以，每當我們來到一個地方的保守黨分部，就瘋狂地沖向電話機，趕緊向總部報告改動講話稿的情況，同時另一個人通過另一部電話記下當天在倫敦發生的事件。
為了讓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幾個晚上沒有回倫敦。但我發現這種做法效果並不理想，以後兩次競選就再沒有這樣做。離開了倫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覺到失去）對競選運動情況的了解；同時也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其他人用他們的判斷來代替你的判斷。在一場生死攸關的大選中，這兩種情況都是不能允許的。但是我經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時秘書們就會為我和我的發言稿寫作班子——約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馬斯、艾爾弗雷德·謝爾曼和有時也參加的羅尼·米勒——端上熱好的飯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凍食品，周末則能品嘗一些外國風味，像橙汁鴨和葡萄魚。我們起草講話稿時，丹尼斯在樓上專心看電視，聽有關競選運動的報道。只要聽到他從樓上傳來一聲"胡扯！"或者更難聽的話，就知道一定是工黨政客們又在散布希么惡毒中傷的話了。
要使競選運動各個方面的工作協調一致始終難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計畫會被打亂，上午的記者招待會從來也不能集中講一個信息，黨的領袖的講話講的是另一套，影子內閣大臣們講的是第三種意思，向候選人介紹的情況又不一樣。儘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策略上存在嚴重分歧，但應該承認，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幹的，他們各有所長，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個競選運動期間坐鎮倫敦，擔任總部策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似乎一直在不停地開會。他總是精明能幹，具有很高的權威。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的非凡籌款能力使黨的活動得到保證，它從未因缺乏資金而無法採取主動。企業的小額捐款大量增加，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情況。這說明企業界人士懂得保守黨將再次成為主張自由企業制的政黨。這也表明，我們並不是只依靠少數幾個大額捐助人。開朗、樂觀、活潑、敏捷的托尼·迦納是全國競選組織工作的負責人。戈登·里斯已回到總部主管對外宣傳，他要我們大家認真對待新聞媒體的嚴格要求——強調通俗小報和最佳電視鏡頭的重要性，強調發布新聞的適時性，爭取及時趕上較早的晚間新聞。到目前為止，我從戈登那裡學到了許多經驗，在電視鏡頭前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以便很好地出現在屏幕上。至少不必再去擔心可能出現色彩不協調。保守黨的競選運動套用亨利·福特的一句名言：你可以穿任何顏色的衣服，只要是藍色就行。我在大多數場合穿藏青色衣服。
大選期間，保守黨總部收到和發出大量信息。對收到的信息要分析它的意義，對發出的信息要核實它的準確性，負責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這場政治鬥爭中默默無聞的英雄；總部的數據分析和民意測驗專家基思·布里托果敢地對我們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測驗數字進行分析。當時克里斯·帕頓正在巴斯參加競選，亞當·里德利便承擔起了讓研究部積極運轉起來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邁克爾·波蒂略向我簡要介紹情況。為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作準備。他擔當這項任務表現出不僅充分掌握事實、數據和觀點，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議如何利用這些材料。邁克爾是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這是競選運動留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
競選運動開始前，有兩個重要策略問題要先處理。一個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同意與吉姆·卡拉漢進行電視辯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早在１９７８年夏天就已開始同電視台進行討論。當時英國廣播公司（代表一、二兩個台）同時找到我的辦公室和首相辦公室。前幾屆大選也曾考慮安排電視辯論，均未實現，因為幾個小黨派堅持也要參加，產生一些困難，工黨和我們黨都不同意。但這一次——１９７８年７月——電視公司準備不考慮小黨派的意見，只安排兩黨對壘。於是，我們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認真考慮、雖然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首相的態度。結果並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本來預計那年秋季舉行的大選並未成為現實，但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戈登·里斯都強烈反對，我在他們的影響下也傾向於拒絕參加。
在這次競選運動正式開始前不久，獨立電視公司再次提出這個想法，建議在競選運動接近尾聲時，連續兩個星期日舉行兩次辯論，由布賴恩·沃爾登擔任主持人。這一次，我傾向於接受這個建議，不僅因為我天生善於辯論，而且我認為他們過高估計了吉姆·卡拉漢的能力，我要抓住這個機會，暴露他的弱點。他是靠盡量滿足工會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應該為出現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的慘狀負責。這是一種獨特的個人責任。克里斯·帕頓也贊成我同首相進行較量。而且，當時的形勢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首相公開表示接受獨立電視公司的建議，我不願意在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因拒絕電視辯論而處於守勢。
但同時也有一些強烈的相反理由使戈登·里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威利·懷特洛主張不參加辯論。最初提出進行辯論的可能性時，我們和工黨在民意測驗中不相上下，但是到必須作出決定時，我們已大大超過工黨１０個百分點。這就是說，我們不用去冒電視上對抗的風險就有希望取勝。而電視辯論當然有很大風險。我在辯論中說不定會犯錯誤，而這種錯誤的影響是難以消除的。吉姆·卡拉漢通常是個演技高超的電視表演者，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他的權威和經驗向我擺出一付屈尊俯就的傲慢姿態。在事前非正式的討論中，我們了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辯論中討論外交事務，在那方面他將能施展他的全部力量。以上事實使我不得不對原先的積極性重新加以考慮。
而且，工黨準備向自由黨提出交換條件：他們要在選舉前的那個星期五與戴維·斯蒂爾進行長時間會晤。我的顧問們和我一致認為，對我們最嚴重的危險是自由黨在最後關頭突然支持工黨——這種可能性現已進一步增大，因為他們在前不久舉行的補缺選舉中從工黨手裡奪走了利物浦埃奇希爾的席位，現在正在起勁地誇大這次補缺選舉給他們帶來的"勢頭"——這是他們的一貫伎倆。但是，如無必要，我不想對自由黨領導人進行政治揭露。
因此，我被說服不參加電視辯論。不值得去冒這種風險。總之，正如我對獨立電視公司邀請的公開答覆說的："我個人認為，決定選舉結果的是要解決的問題和政策，不是個人品格。我們應該信守這種立場。我們並不是選舉總統，我們是在選擇一個政府。"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它所引起的某些方面人士的批評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個策略問題是關於上午的記者招待會。照戈登·里斯的想法，最好乾脆把它們取消。考慮到傳媒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記者招待會上談到的事情很少成為當天的主要新聞，也許一些離奇的差錯和口誤除外——值得慶幸的是，在競選期間沒有出現這類問題。但是上午的記者招待會確實給報界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的機會，因而也給政治家提供了顯示其才能的機會。因此，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也是贏得老練新聞記者尊重的一個機會，他們的判斷會影響他們在整個競選運動中撰寫的報道文章。
這裡還出現了一個使情況進一步複雜化的問題：我們和工黨都不願意把上午９點３０分這一檔方便的時間讓給對方。結果，我們在總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工黨同時也在廣場對面的運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