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以後，我正在我的選區參加一項活動——為了使殘疾人能買到較便宜的車，一個買車組織正在為此募集基金。我將在會上講話。但此時我的心至少有一半仍在考慮當天晚上黨的競選廣播講話。這時德利克豪走過來對我說："我想應該告訴你，一顆炸彈在議會附近爆炸了，人們認為是在車庫。至少有一人傷勢嚴重，但不知是誰。"
在我們驅車去波特蘭-波雷斯英國廣播公司錄製室的路上，有１００種可能性閃過我的心頭，儘管都沒想到是誰。到了錄製室後，我還沒有化妝，一個製片人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告訴我受害人是誰。他是艾雷·尼夫。他的傷勢很重。從愛爾蘭共和軍分裂出來的愛爾蘭民族解放軍在他的車下安了一顆炸彈。當他在下議院停車場開動汽車時炸彈爆炸了。看來他很難倖存，實際上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他可能已經去世。聽到此事後，我無論怎樣也無法作廣播講話了。我給首相打電話，作了解釋。我驚呆了。此後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從內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許多危險於不顧，他竟然死在一個比普通殺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