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黨的時間在流失。１９７６年這段歷史和哈羅德·威爾遜一起留給吉姆·卡拉漢一手壞牌。他像一個玩撲克的好手，運用技術、玩牌人的風度以及簡單的吹噓，盡量推遲失敗的到來，以便等待時機，突然變出一張或兩張王牌。然而，１９７８年變成了１９７９年，倒霉的事接踵而來。１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代表全國保健服務界和地方當局的工會拒絕５％的增資限制，宣布他們將在新年期間罷工。１２月底，天不作美，蓄意搗亂，雪暴、風暴、洪水相繼襲來。１月３日星期三，運輸工人工會號召卡車司機罷工，要求提高工資２５％。２００萬工人面臨辭退。醫院中的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得不到治療。利物浦的掘墓工人罷工。垃圾在萊斯特廣場堆積如山。在政府的順從下，工會車間代表散發准許證，使運送"重要"物資的卡車得以通過糾察線。總之，英國處於癱瘓狀態。然而，對工黨政府更大的破壞則在於，它把國家管理交給了工會的地方委員會。
我們能夠把握住這一機會嗎？這可能部分地取決於我們的一項總稱為"踏腳石"代號的計畫。我們自１９７７年夏天以來就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這項計畫。它是由約翰。豪斯肯思想出來的，他是一個很能幹的轉業軍人，是最早開設計算機軟體公司的人之一。後來他把公司賣掉，以便集中精力從事公共事務。我們與他見面之前，約翰曾與基思·約瑟夫在政策研究中心接觸過。他與他的同事諾曼·斯特勞斯總的來說對政治決策的短期行為，特別是影子內閣的決策方式，表示了毫不掩飾的鄙視，這種態度既新鮮又有時令人發怒。他們二人辯論說，如果我們不把所有的政策規範到一個戰略中去，我們就不可能取勝。在這一戰略中我們需要事先制定採取行動的次序。戰略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第一次聽到這一言論時，我的印象不深。星期天我們在福拉德街吃午飯時見面，會見結束時我說，他們吃了整整一大塊烤牛肉，但我不知道我從談話中到底得到了什麼。參加會見的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挖昔說，下一次他們將帶三明治來。
但在不同的情況下，當考慮長期問題時，我開始體會到約翰·豪斯肯思分析問題的深度和品位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於形勢的發展，他和諾曼·斯特勞斯在１９７７年秋天準備的以"踏腳石"為標題的文稿，後來用來作為討論的框架，既有說服力，本身又像是政策。其主題是工會改革是我們的重中之重；舍此國家振興綱領的其他方面將會受阻。但是，只有一個在這場辯論中取勝的保守黨政府才能執行這一綱領。在下次大選中，如果只是在對工黨政府１９７４年執政以來的表現不滿意的基礎上獲勝，即使佔有很大多數，也是不夠的。因此，不僅不能像許多同事們希望的那樣迴避工會問題，我們應該設法開展這場辯論。而且，這場辯論並不可怕：工會正在日益成為工黨的負擔，而相應地成為我們的一筆政治財富。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能夠把一談"對抗"就充滿退縮和失敗情緒的狀況扭轉過來。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底，我在眾議院會見作者，一起喝飲料、用晚餐，我對其分析熱情起來並講了許多話（與基思·約瑟夫、安格斯·莫德、威利·懷特洛一起）。緊接著我們成立了"踏腳石計畫"指導小組並於１９７８年１月開會，建議影子內閣部長和有關人員分成小組，制定計畫，通過演講、小冊子、寫文章等推進這一戰略。同時還有一個"政策探索"小組，由更堅強可靠的內閣成員組成，包括基思·約瑟夫、戴維·豪威爾、奈傑爾·勞森、諾曼·拉蒙特，他們與約翰·豪斯肯思和諾曼·斯特勞斯一起工作，結合"踏腳石計畫"這個總的主題提出政策建議。
但是在執行這一計畫之前，首先面對的是持懷疑或敵視態度的同事們。１月底我召開了領袖指導委員會會議。在會上我們的爭論止步不前。同事們競相稱讚"踏腳石計畫"這篇文稿，但警告說應到此為止，不要再做什麼——這是一種有名的迴避技巧。我們應該避免"過於遲鈍或引起爭議"（弗蘭西斯·皮姆），我們在"反對姑息和對抗，但應該還有第三條道路"（約翰·佩頓）。彼得·桑尼克羅福特，伊恩·吉爾摩，吉姆·普賴爾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約翰·戴維斯坦率他說"如果我們在工會問題上講老實話，我們肯定在選舉中失敗"。
克里斯·帕頓曾向會議提交了一份論文，對"踏腳石計畫"表示疑問。他的基本傾向是，作為反對黨應採取務實的態度，而不是按照意識形態行事，這是無疑的。但是，我支持"踏腳石計畫"作者的觀點，要改造英國僅僅訴諸策略是不夠的。與會的多數人抓住克賴斯的論文提供的稻草，表示了把帕頓一豪斯肯思的想法統一起來的愚蠢願望。我不得不屈從。實際上他們想把"踏腳石計畫"扼殺掉，但我不允許這麼做。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又使"踏腳石計畫"回到軌道上來。但即使這時克賴斯·帕頓的工作也在"平行"並進，而持反對態度的人們如吉姆·普賴爾、伊恩·吉爾摩還在掌握著幾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組"。約翰·豪斯肯思曾希望說服吉姆·普賴爾在工會問題上開闢新的道路，吉姆允諾發表關於"踏腳石計畫"的講話，但發表時他的態度沒有新的進展。儘管政策研究小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並不好），但沒有涉及工資政策這個重要問題，到１９７８年夏末整個"踏腳石計畫"陷入停頓。它對起草競選宣言也沒有發生任何影響：如果在１０月份進行大選競選，競選宣言對工會改革將提不出什麼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５％增資政策的垮台使"踏腳石計畫"重新獲得活力。工黨年會拒絕接受政府的工資政策，基思·約瑟夫立即來見威利·懷特洛和我，對我們沒有繼續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場合人們曾建議更換吉姆·普賴爾，現在可以不採取這麼強烈的措施而繼續前進，這個時機是顯而易見的。在１１月中我隨之安排了一次"踏腳石計畫"指導小組會議。
在這次和此後的會議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會問題開展二場有力的運動的建議。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大力支持他。彼得從來不是"踏腳石計畫"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議把所有"踏腳石計畫"報告收口總部燒毀。儘管如此，黨內意見開始轉向我的方向。沒有"不滿的冬天"的工業混亂，即使進行多少討論也不足以說服內閣成員、顧問們、議員們嚴肅考慮工會改革問題。
即使這時他們也需要領導。在這方面我們自１９７５年以來取得的進展甚少。吉姆·普賴爾作為影子內閣就業發言人所佔的位置很容易否決關於工會改革的新政策。儘管在１９７８年聖誕節前夕我們說服他同意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對自願進行秘密投票的工會國家提供基金-我們將提供現金用於罷工前的投票費用和工會選舉費用-這實際上意義不大。的確，對一般投票者來說，我們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難與工黨的政策區別開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首相提出，如果工會願意，可以就秘密投票問題立法。
我焦慮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眼看著危機日益增長。如同１９７４年的聖誕節一樣，惡劣的天氣使我們沒有興緻像通常那樣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許多事要做。我閱讀了各政策小組送來的關於工會的文件，我還帶來了一大包新聞摘要和感興趣的局外人送來的信息摘要。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產業關係法教科書，回過頭來又閱讀議會法律原文，通讀了１９０６年以來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收到的都是更壞的消息。我回到倫敦時下定了一條決心：在工會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
找到一個講話的講台是沒有困難的。聖誕節前我已經同意於１月１４日星期天在"周末世界"欄目接受布賴恩·沃爾登的採訪；我把日期提前一周到１月７日。新年時我口到倫敦，我與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幾位關係密切的顧問見面，繼續由他們向我吹風。產業形勢變化很快，很難跟上，但在此後幾周內我的手頭上掌握最新事實，對我將非常有利。
１月３日星期三，吉姆·普賴爾插進來干預政策變革。他在電台接受羅賓·戴採訪時，堅決反對罷工前舉行強制性投票（"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制的東西"），拒絕就罷工者的補貼問題進行立法，在評論非工會會員不得僱用的"封閉式工廠"時說："我們想悄悄地處理這一問題……，處理這類問題時息事寧人比大吵大鬧要好。"戴維·豪威爾和邁克爾·赫塞爾廷問他對工會領袖的批評的看法時，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對工會領袖是公平的，當前他們向會員提出了好的建議，而會員經常拒絕。"
在周末世界"中我的調子截然不同。"任何權力都蘊含著責任，任何自由都蘊含著義務。多年來工會享有（過去也享有）巨大的權力……（而且）這正是需要辯論的問題-工會是怎樣使用它們的權力的。我是一名國會議員，我進入議會不是為了使他們取得一個執照，去損害、毀壞、傷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我看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