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賴頓舉行的保守黨年會總是困難重重。參加年會的大多數人預料由於大選臨近，不會舉行年會，而且感到受騙，失去了一次勝利。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落後於工黨。而且，關於工黨工資政策的迅速解體的爭論，使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而我們的思路也受到解體的威脅：
舉行年會前兩周，吉姆·普賴爾在一次廣播採訪中說了不明智的話，使人聽起來好像保守黨支持政府增資５％的政策，而且他不僅表明支持一項法定收入政策；還透露他認為二個保守黨政府也將不得不制定一項這樣的政策。他說："我認為在一定情況下這很可能發生。"在我自己的採訪講話中，我試圖把強調點拉回來，把工資、利潤、產量聯繫起來，與工資標準脫鉤。儘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車廠的工人罷工，同時我也指責政府的５％增資標準與此有關。我說法定工資標準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人們把我的話廣泛地解釋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體談判的道路上來，我並不想否定這一解釋。
特德·希思從另一個方面參與進來。在年會的經濟辯論中他警告人們注意教條主義的危險。他說政府的５％增資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體。如果解體也沒有什麼值得幸災樂禍。我們應該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悲傷。"我在主席台上觀望著他講話。傑弗里·豪在閉幕詞中作了強有力的發言，他對特德的干預講話泰然處之。他說下一屆保守黨政府將回到"現實的"、負責的集體談判，沒有政府的干預。但那天晚上晚些時候特德在電視台上講話，他走得更遠了。他警告說，"自由集體談判導致大規模通貨膨脹"。當問到保守黨在大選中是否支持政府的工資政策時，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說，他將對全國講話並表明我們不能再一次容忍飛漲的通貨膨脹，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說我會表示同意。"
這是一個在稀薄面紗掩蓋下的威脅。在大選中我們二人的分裂將會導致巨大的損失。特德在大選中的作用問題長期以來使黨感到擔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羅夫特曾會見他並悄悄地與他討論他的計畫。漢弗萊·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議員的信說，可望特德在大選中給予幫助。已經作了安排在大選中與他的辦公室進行聯繫。他的干預講話使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觀點的實質在我看來完全錯了。支持一項不可修補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即使過去曾經有利（除了一段短暫的時期外並非如此）。還有，儘管反對中央強制執行的工資政策意味著我們將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別好鬥的工會分子，但反對集權和平均主義則基本上是健康的。作為保守黨人，對於那些運用敏銳的智慧和強壯的胳臂生產顧客需要的商品的人們取得優厚的報酬，我們不應嗤之以鼻。當然，當這一態度被說成是機會主義時，甚至被那些聲稱是我們一邊的人，並且伴隨著公開的分歧，如內閣成員吉姆·普賴爾和基思，約瑟夫之間的分歧，就很難進行嚴肅認真地分析了。但實際上，我的政治戰略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對那些傳統上不投保守黨的票，但現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獲得更多機會的人們講話。因此，我在年會上的講話用很大篇幅直接對工會會員講話：
"你們想要提高工資，你們想要提高養老金，你們想要縮短工時，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錢，更多的投資，更多-更多-更多。但是，這個"更多"從何而來呢？沒有更多。能夠有更多，除非我們生產更多，否則我們不會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資與產量分開，就如同你不能把剪刀與刀刃分開還要保持鋒利的刀鋒一樣。在這裡，讓我對工會領導人直言不諱地說，你們經常是你們自己的最兇狠的敵人。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東西呢？因為大多的管卡措施剝奪了你們唯一需要出售的東西-生產率。
管卡措施就像附著在我們的工業生命上的藤壺。它們已經附著了將近一個世紀。最初的設計意圖是保護你免受剝削，但現在已經變成你們繁榮昌盛的主要障礙……我了解你們的擔心。你們擔心用較少的人手生產較多的產品意味著更少的就業機會，而且這種擔心在失業率高的時候自然會更強烈。但你們錯了。戰勝失業的正確道路是以更便宜的價格生產更多的產品，從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購買這些產品。
我們將竭盡全力盡到政府的職責，再造自由繁榮的英國。我們相信不受政府干預的、現實的、負責的集體談判。工黨不相信這一點。我們相信競爭、自由企業和利潤，不管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工黨不相信這一點。我們相信大幅度削減你們的所得稅。工黨不相信。我們將創造條件，使你們掙的錢和節省下來的錢的價值得到保護。"
在此後的半年內這一戰略會獲得成功，但在短時間內尚屬未定之天，因為黨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民意測驗表明公眾希望我們支持政府，反對工會。年會季節結束時我們落後於工黨５．５個百分點，這並不令人吃驚。
為了舉行競選，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即將舉行大選的前景取消後，兩個黨的一般紀律都鬆弛下來。在工黨內這個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問題上。在我們黨表現在羅德西亞問題上，先是在年會上，後來在眾議院中。
在影子內閣內部，彼得·卡林頓在年會上辯論羅德西亞問題時最強烈地反對接受一項修正案，這將使我們承擔取消制裁的義務。彼得的路線是，儘管制裁大體上是徒勞無用的，但在愛國陣線的眼裡取消制裁將構成事實上承認當年早些時候的所謂"內部解決"。按照這一解決方法，伊恩·史密斯已經把溫和的黑人政黨帶入政府，而這些政黨自稱代表了黑人的多數，這是有疑問的。彼得辯論說，在羅德西亞爭議上把各個政黨拉在一起，當我們已經採取支持某方的立場時，將使我們處於極為虛弱的地位。約翰·戴維斯為了維護這一被扭曲和不得人心的路線，發表了一通雜亂無章的講話，高聲的責問不斷打斷他的發言。他看來疲憊不堪，我看到當他坐下時他摸摸頭，很是痛苦。我探過身子問他出了什麼毛病，他說他的頭像要裂開一樣疼痛，他３天沒有睡覺了。我不願聽到這種消息，我告訴他必須馬上回倫敦作腦部透視。開始他不同意，後來同意了，用我的車把他拉回去。檢查發現他患了惡性腦瘤，幾個月後不幸病逝。
在年會上發生的辯論給議會黨團的情緒火上加油。雷吉·莫德林是堅決反對內閣在眾議院就制裁問題投票時採取棄權的路線的后座議員之一。我自己也不怎麼喜歡這條路線，因其他情況半斤八兩，我將參加投"反對票"的行列。但最好是全體后座議員造反，這比在這微妙的時刻損失影子內閣成員要好。最終１１４名保守黨人違反督導員的意志造了反，包括兩名資歷淺的發言人，他們隨之離開前排座位-這是自１９４５年以來保守黨人最大的造反行動。
幾天以後我重組了影子內閣，弗朗西斯·皮姆代替了約翰·戴維斯，約翰·比芬回來負責小企業，委派馬克·卡萊爾代替諾曼·聖約翰-斯蒂沃斯負責教育，諾曼還擔任影子議會的議長。大選近在咫尺，我基本上把各個派攏在了一起。
年底前我把令人尷尬的工資政策爭論稍加平息。在１０月份伯威克和東羅森的補選中我們未能獲勝，幾位后座議員朋友公開抱怨特德·希思在布萊克普爾的干預性講話。我到獨立電視新聞台去講話為他開脫，也許做得慈悲有餘了。在年會過後的幾個星期中，我暫時聽從了以波得·桑尼克羅福特為首的一夥同事的呼喊，他們要求我採取在"正確的經濟思路"中提出的工資政策。我在聖誕節前的一周在帕丁頓的講話中表達了這一意思。
困難的一年就要結束了。在民意測驗中我們落後於工黨，從我們的表現來看好象我們願意永遠當反對黨，而不是一個潛在的政府，這一失誤被現政府欣然利用。在下議院，政府企圖制裁福特汽車廠，因為它給職工的增資超過了５％的標準，我們成功地挫敗了政府。這時，首相得以描繪出一幅圖畫，表明一個負責的少數派政府，怎樣受到保守黨的機會主義的阻撓而不能維護國家的利益。次日，有一場"信任案"投票辯論，政府以１０票的多數得以生存下去一而我的發言十分不佳。
的確，我們在改造黨和公眾輿論方面按照我認為需要的方向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些事件對我們有利，如格倫威克事件中出現的情景，特別是與工會作交易的"社會契約"的失敗。由於工黨工資政策破產，我們保留制定自己的工資政策的選擇，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樣使我煩惱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綱領沒有明確的承諾實行變革，特別是關於工會立法的變革，我認為這是必須要做的事。至少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