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不僅有移民問題，它還是對反對黨來說在政治上充滿各種困難的一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由於採取了一些財政措施，經濟狀況有所好轉。１９７８年１月通貨膨脹率首次自１９７４年以來降到１０％以下，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失業率也從１９７７年８月的頂峰逐步回落，儘管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有急劇的增長，那年１２月失業人數為１３０萬，比前一年少１２萬。在自由黨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地迫使有關方面把所得稅基本稅率降低了一便士：但這本身也許可以減少蒙在經濟上的陰影，而這一陰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黨不得人心，對我們有利。
我們猜想，吉姆·卡拉漢希望沿著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選，以"安全第一"為競選綱領。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是自由黨認識到，自由黨-工黨聯盟在政治上對自由黨是災難。但要結束與工黨的聯盟，在大選時就得至少面臨由於支持工黨執政而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不願面對這種後果，因此與工黨分手的想法也就減弱了。至於民意測驗，夏季時工黨幾乎與我們平手）儘管８-９月間我們超出了工黨，９-１０月間（在困難重重的保守黨年會後）他們又領先我們５個百分點，自由黨得分不足兩位數。
在這種情況下，我責成人們起草競選宣言，在影子內閣發言人擬定的初稿基礎上由克里斯·帕頓和研究部撰稿。７月我閱讀了該稿，印象不深。為了吸引各利益集團，該稿羅列了代價高昂的許諾，反而使本應醒目而簡明的主題模糊不清。我說下一稿必須強調幾個中心題目，如減稅、加強國家的內部和外部保衛。首先滿足這些承諾，如有餘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錢的承諾。實際上，有人提醒我說，在我們在野的３年期間，我們在分析情況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實際進展是多麼少。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我們繼續如此考慮問題，我們怎麼使國家變樣呢？
令人鼓舞的是黨的宣傳工作發生了變化。戈登·里斯回來擔任黨的中央宣傳部長。通過戈登使蒂姆·貝爾和薩契-薩契廣告公司承擔起黨的宣傳責任；這在我們的政治運作中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不言而喻，我知道為了傳達我們的信息我們需要得到有關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傳部門設計宣傳內容，這不存在問題。但政治家需要拒絕引誘，不要在自己沒有經驗的領域裡認為自己是專家。我經常拒絕就宣傳品味或感覺效果提出建議，我把這些創造性的工作留給專門人員去做。從一開始我就發現薩契公司的執事蒂姆·貝爾很好合作，他主管有關帳目。如同戈登一樣，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與蒂姆首次見面時，我提出了我們合作的基礎，我說："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腳趾，你必須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不要踩這些腳趾。然而，我沒有腳趾，你要告訴我真話。"當然。在實踐中我並不是那麼自我剋制。
薩契公司對黨的精疲力竭的廣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責它行為不庄，過於簡單化。但對黨的政治廣播的判斷不應以黨的忠誠分子的評論為依據，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強的觀眾是否選擇這個節目，還是撥到其他頻道，要看是否贏得了觀眾的同情。就此而言，我們的宣傳方法的變革取得了很大的改進。
１９７８年夏天我們發起了張貼"工黨不行了"宣傳畫的運動，這個運動意義重大，比為１９７９年大選做的工作還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羅尼·米勒於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個星期六到斯克特尼來就這個主題開展運動徵得我的同意。這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失業人數儘管已經接近１５０萬，但這通常是"工黨的題目"。我們的宣傳畫圖文並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長隊等待救濟的圖畫來描繪失業。這就是說，我們選擇的題目是我們通常不會作為運動主題的題目，如同福利國家這個題自一樣，人們一般認為工黨具有優勢一這幅宣傳畫還打破了一種觀念，即在黨的宣傳中不應直接提及你的對手。然而，薩契公司明白並說服我，在黨的這類宣傳中可以不去考慮這些。其設計意圖是破壞我們的政治對手的信心，因此，宣傳畫應該限於傳達一個簡單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在夏季議會休會期間運作較好，因為這時政治降溫。我們策劃的運動將使政治保持高溫，而且沒有疑問將引起強烈的反映。因此經過大量討論我同意開展這一運動。
正如所料，這一運動引起了反響。丹尼斯·希利大肆抨擊。但工黨越譴責，我們的宣傳效果就越大。報界只是為了說明爭論的問題，就得印出我們的宣傳畫，從而擴大了我們的宣傳效果。這種做法非常成功，我們就其他主題開展了多次系列宣傳活動，每次都有工黨"不行了"的字樣。１９７８年秋季以後，我們的政治形象比預料的要好，在９-１０月間我們的地位繼續加強，宣傳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這對影響首相作出是否舉行大選的決定具有一定意義。
只有吉姆·卡拉漢能夠準確他說為什麼那年秋天他沒有下令舉行大選。當然，我當時預料他會下令舉行大選，特別是他在職工大會的年會上發表演說後，會議結束時他很不得體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著……"，以嘲弄的口吻拒絕告訴人們他將做什麼。兩天以後，那是９月７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訪問，從唐寧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在當天晚上首相廣播講話（我們知道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漢將宣布不舉行大選。
我尊重提前給我的這個秘密提示。實際上我們甚至都沒有告訴我們總部的競選班子。當時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沒有大選，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動的良好祝願，他們不知道不舉行大選了。我在訪問一個技術培訓中心時，對面工廠的工人出來向我招手致意並呼喊："馬吉，祝你好運"。我盡量自我剋制，不動聲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時考慮作出正確的反應。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們大煞風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會更加沮喪，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一切跡象表明這將是一場旗鼓相當的競爭，他們把黨置於戰備狀態。當夜晚些時候，我打電話給蒂姆·貝爾，了解他和戈登·里斯的感受。事實上。這兩個人去倫敦西部的一個飯館裡喝了香檳並恢複了精神。我顯然是把吉姆剛從夢鄉中喚醒。我問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戈登，他突然說"上帝，我家被盜了"。是的，他是被盜了。他勉強走到床邊上床，沒有注意家裡被盜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廣播節目中給反對黨領袖安排的時間來答覆首相的廣播講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於首相講話後發生的情況，首相企圖為自己辯護說，他沒有尋求新的授權是因為大選在即將來臨的冬季對改善形勢毫無作用。我答覆道：
"可是，我們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遠。我們不相信英國需要用最低檔磨磨蹭蹭地運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長的時間來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們有一個有信心的政府，形勢就會得到好轉。人民有信心，信心來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國內有權威，政府需要在國外有權威。"
我們能在１９７８年的大選中獲勝嗎？我相信我們能夠以微弱多數進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兩個錯誤，我們就會在競選中失敗。而且，如果我們獲勝，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工黨政府的工資政策已經解體，職工大會已經投票反對續訂社會契約——而且下一個月的工黨年會將會投票拒絕一切工資增長限制，因此，這片遮羞布也就隨之扯掉。福特汽車工人罷工已經表明，政府的５％的"增資標準"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幾年來物價和工資的扭曲以及人們情緒上的挫傷正在不滿和動蕩的氣氛中展現出來，如同當年希思政府的情況一樣。
如果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面臨這種形勢的是我們，我們會被打垮，正如最終工黨政府被打垮一樣。首先，我要堅持所有關於"標準"和"限制"的談判必須立即撤銷。這一舉措將非常不得人心，也許對大多數影子內閣成員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稍後我將解釋其原因。其次，即使我們在公營部門採取現金限制辦法，在私營部門使用市場約束，而不是某種工資政策，發生破壞性罷工的危險也很高。我們不會像次年那樣得到限制工會權力的授權，很可能在公眾心目中只會加強１９－－７４年實行的３天工作周留給人們的印象，即保守黨政府意味著挑釁，在對抗中敗在工會手下。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出現的場面是可怕的，沒有這些場面，沒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暴露，取得８０年代的成就要困難得多。
畢竟，我們能夠等待。儘管我不能聲稱我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情況，我相信工黨的基本態度無法堅持下去。為了在限制工資問題上換取工會領導人的同意，工黨政府執行了擴大國家控制的經濟政策，減小私人企業的活動範圍，擴大工會權力。這一戰略執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台。工會領導人和工黨左翼將會看到，他們的權力已經得到加強，他們對限制工資增長已不感興趣。工會會員也不會響應號召，為已經明顯失敗的政策做出犧牲。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