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將從根本上冒犯黨的政治智慧。自從伊諾克·鮑威爾１９６８年在伯明翰發表有關移民的講話後，中間偏右的政治家都迴避就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發表演講，認為這樣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懷的標誌。而且，如果無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譜中的左翼辭彙講話，以饗"多文化"、"多種族"現代英國社會的聽眾。這種態度對移民帶來的實際問題有時視而不見，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的顧慮說成是"種族主義"。我從不準備贊同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既不誠實，也很世故。
我把英國復興的希望寄托在我認定的一種資本主義上，沒有什麼比它更不認識膚色了，我的信條之一是，個人只有作為個人時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為階級的成員或者種族的成員。我所贊成的政治經濟制度旨在為了社會的利益解放個人的才能。我不贊成煽動種族主義的人，如全國陣線，他們企圖利用種族問題。我發現，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些團體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分子，這一點具有深刻的涵義。所有集體主義都導致壓迫：只不過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時，多年來新英聯邦的大批移民已經使英國大片大片的地區變了模樣，這使當地居民難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開場合發表種族容忍的講話後，回到座落在富人區安靜街道的舒服家庭里，那裡的房價確保種族隔離而又不背惡名。這是一回事；而窮人眼看著他們的鄰居更換了，他們卻無力搬家，他們的房子的價值不斷貶值，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陷入這類處境的人們，應給予安慰而不是褒讚。通過同我的選區的人們的談話，我得知不僅白人對此憂心忡仲，已經遷來的移民，他們想成為居民區的真正成員，他們深知繼續不斷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動，他們可能成為受害者。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達，這就為極端主義敞開了大門。而且，極端主義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會被各種牌號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會主義分子的經濟管理多麼不善，多麼削減國防開支，在維護法律和秩序方面多麼不力，至少當他們譴責他們的對手是頑固派時，他們仍能確保一部分同情他們的聽眾。左翼從來都會迅速利用他們自己製造的麻煩。
１９７８年２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經在威利。懷特洛的指導下進行了一段時間。但進展不大，肯定沒有取得我們黨的年會上的大嗓門的支持者希望的進展。這部分原因是由於威利本人在內政問題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問題的困難在於弄清目前和將來削減移民的規模。
羅伊·詹金斯已經修改了移民條例，允許未婚夫移民英國與英國公民結婚，這一條規定在很多情況下被濫用了。赦免條款實際上鼓勵非法移民，其規模很難猜測。１９７３年１月後，由於取消了時間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國"短暫"停留，後來被接受在英國定居，而且他們的家屬也被接受。這在當時成了一種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沒有嚴格執行。特別是，沒有確定無疑的移民數字，也沒有潛在的移民數字及其有權移民英國的家屬數字。因此，在這些方面雖存在著採取行動的領域，但是有限。因為我們有些義務是無法體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別是東非持有英國護照的人以及（按照１９７１年保守黨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已在英國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屬。
補好破綻，加強管理，對初級移民和二級移民採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這些都可能減少移民入境人數。但是，我知道，處理好種族關係的最重要一環是減少對將來的未知性。危險在於對未知的恐懼，而不在於當前的已知情況。威利·懷特洛贊成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１９７６年黨的年會上表示我們"正如戰後年代看到的那樣，將執行一項明確的旨在結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儘管在移民問題上我沒有準備發言，當在"世界在行動"採訪中間到這一問題時，我並不吃驚。我對這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採訪中我已經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由於以上原因，回答這類問題我並不感到拘束。我說：
人們確實非常擔心這個國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沒……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種族關係就得減輕人們對移民數目的恐懼……我們的確曾經設想結束移民的前景，當然，屬於安置性的情況除外。因此，我們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權移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樣的對待，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擔心自己的處境，或者擔心自己會受到別人的敵視，除非我們削減移民入境人數。
對於這些極為溫和的語言所作出的反應令我吃驚。這迅速表明政治家離開人民的真正憂慮該有多遠。自由黨領導人戴維·斯蒂爾譴責我"可怕的不負責任態度"，後來為了充分表達，他又補充說我的講話"的確邪惡"。丹尼斯·希利說我"冷酷無情，機關算盡，意在把種族偏見的水攪混……在安靜的社區散布恐懼與仇恨"。內政大臣莫林·里斯指責我"製造尊貴的種族仇視"。大主教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１５年以後，我的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體現並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來簡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時，我的講話在全國的反應也大不相同。無疑批評者的誇大言詞使這種反應更加尖銳，他們認為他們最終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採訪前，民意測驗表明我們與工黨並駕齊驅。而此後我們領先工黨１１個百分點。在這次採訪中，通過即席回答，在無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不管威利在內心有何感覺，不管其他同事感覺如何，在我們極為困難的時刻這一效果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歡迎的激勵。影子內閣內部對有關政策建議的討論也尖銳起來。幾周以後，我們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認識，除了堅持遣返移民的頑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滿意，這一認識將伴隨我們進入大選。
這件事的整個過程表明，在關鍵問題上我必須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說服我的同事們；我可以期望國內會有人追隨我，也許是多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