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風風到，說雨雨來。所謂的"格倫威克事件"爆發了，溢漫了政治舞台。這是一個明顯的粗暴地濫用工會權力的例子。見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對我們和工黨具有同樣的毀壞作用。工會對我們持有不加掩飾的敵意，而工黨是工會的朋友，有時是它的主顧。
格倫威克是一家中型廠商，經營照相製版和印刷，座落在倫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國人喬治·沃德經營，僱用了大批移民工人。１９７６年夏天這裡發生了勞資糾紛，結果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罷工並遭到解僱。這件事逐步升級，發展成為廠方與專業、行政、秘書和電腦操作人員聯合會（簡稱專業人員聯合會）之間的較量。後者與被解僱工人簽訂僱傭契約並要求"承認"。這將使該工會獲得代表在該廠工作的工人進行談判的權利。它隨後要求重新僱用被解僱的工人。
格倫威克廠在法庭上辯稱，它解僱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黨政府新的工會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這一法律實際上是工會自己起草的。按照現行法律，不得回雇任何被解僱的工人，除非回雇所有被解僱的工人。在幾次前例中這種做法只是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格倫威克廠還辯護說，專業人員聯合會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現表明，它的意圖是要在該廠實行不許僱用非工會會員的"封閉式工廠"制度。最後，由國際市場輿論研究會和蓋洛普舉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測驗表明，格倫威克廠的大多數工人，超過８０％，不想加入專業人員聯合會或任何其他工會。
為了支持專業人員聯合會並且懲罰格倫威克廠，出現了一個左翼聯盟。它代表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方方面面：當地的布蘭特工會、理事會、工會領袖、"飛行糾察隊"、社會主義工人黨、工黨領導人，其中有內閣大臣謝利·威廉斯、弗雷德·馬利、體育部長丹尼斯·豪威爾。在糾察隊訴諸暴力之前數周，豪威爾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塵，短時間地加入了一會格倫威克糾察隊。有人把這支糾察隊叫做"左翼賽馬場"。
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把喬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對剛愎自用的工會侵害個人自由運動的一部分。這個組織是１９７５年１２月成立的，那是在北愛爾蘭軍殺害了它的一位未來明星羅斯·麥克沃特後不久。我自奧爾平頓竟選的日子起就認識麥克沃特（還有他的孿生兄弟諾里斯）。該組織的主席是貝爾·德萊爾-達德利。他是一位戰鬥英雄，並且是一位議員。我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他曾前去演講，攻擊雅爾塔協定。該組織一舉成名是由於它支持了３個由於拒絕參加工會而被開除的鐵路工人。它把這個案子提到歐洲人權法庭並勝訴。它在反對英國郵政局抵制遞送去南非的郵件中也起了顯著作用（最終失敗了）。我對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盡量給予支持，儘管我的一些同事對此不以為然並公開批評它的活動。沒有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格倫威克廠肯定會甘拜下風。當郵政工會非法抵制格倫威克送出的郵件時，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的志願人員穿過糾察線偷偷把這些郵件帶出去，分送到英國各地，謹慎地把郵件投入數以千計的郵筒。這些郵件中有洗好的底片，工廠的生意有賴於此。
大規模地布置糾察線始於１９７７年６月末，此後很長時期內一直存在，群斗的場面令人恐懼，警察和糾察人員都有受傷。有時數千示威人員擁擠在倫敦西北部郊區環格倫威克廠的狹窄街道上，攔截工廠提供的接送僱員的車輛。因此，我讓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亞當·巴特勒和吉姆·普賴爾手下的２號人物巴尼·海豪加入工廠僱員乘坐早晨的班車，通過如雨似雹的投擲物和謾罵。亞當向我報告了同車人的恐懼和勇氣。
在這段時期內政府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影子內閣組織了幾次私下詢問，迫使政府部長們對暴力問題表態。我們發表了一項聲明，要求首相明確聲明政府支持警察行使其職責。當我給全國爭取自由協會主事之一約翰·古利特寫信時，"我們感到，電視描述的瘋狂暴力以及在某些地方提出的野蠻指責，足以使大部分公眾選擇正確的一方，比幾個小時的辯論更有用。"
儘管工廠外邊的場面似乎象徵著工會可以完全不受民法的懲罰，實際上他們正在違反禁止暴力和恐嚇的刑法。不管人們希望制定多少新的法律條款，當局的首要職責是維護現有的法律。而且，格倫威克的暴力是極左派對法制的更廣泛挑戰的一部分；無人知曉這一挑戰還要走多遠。關於總檢察長薩姆·希爾金對工會違法的態度，從１９７７年１月處理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案件時的表現來看，最多是含糊不清。當時郵政工會拒絕傳遞去甫非０的電話、信件和電報。此後，他造了一個新詞，把某些糾察行動稱為"合法的恐嚇"。這個詞概括了工黨政府對法律和個人自由的態度的改變。
同時，左翼表現出一種新的厚顏無恥行為：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之前，運輸工會禁止某些"覦奪公權的組織"參加工黨。取消這一禁令是工黨走向極端的重要里程碑，左翼長期以來尋求取消這一禁令。左翼鐵杆工黨議頁認為不那麼需要隱瞞他們與共產主義組織的關係。工會領導人與社會主義政治家之間以及與蘇聯集團之間的熱烈的兄弟關係毫無掩飾。工會理事會和工黨領導人都接待來自蘇聯的高級來訪者。托派組織如戰鬥傾向派開始控制工黨的選區。人們幾乎可以具體感覺到，不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吉姆·卡拉漢首相怎麼想，極左翼的綱領代表了工黨的未來，現在的問題只是達此目的的手段是暴力的還是和平的而已。在這種氣氛下，格倫威克的場面預示著也許革命就要開始了一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是左翼本身。
然而，格倫威克不僅象徵著對法律的進攻和極左翼的發展，還象徵著非工會會員不得僱用的"封閉式工廠"。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維護格倫威克，而且極力反對"封閉式工廠"。而專業人員聯合會明顯希望最終能夠迫使格倫威克的僱員實行"封閉式工廠"制。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封閉式工廠"將代表著工會權力的穩固據點，可以據此對自由發起進攻。
然而，總起來看，格倫威克事件的問題所在，不僅僅局限於"封閉式工廠"；而是關於工會的權力問題。格倫威克正在發生的事件使我感到震驚，但我並不認為為了對"封閉式工廠"發起激烈的進攻，我們對工會的改革就可以不再採取謹慎的路線，這樣做的時機還不成熟（我與吉姆·普賴爾認識一致）。我們必須考慮更為廣泛的問題，包括工會逃脫民法懲罰的問題，暴力和恐嚇問題。當時工會逃脫了刑法的懲罰，因為他們是在合法糾察的掩蓋下進行活動的。我們在開始有效地解決其中的某些問題之前，不可能有效地使"封閉式工廠"的做法非法，在反對工黨政府的"工會與勞工關係法"的某些內容時，我們形成了普賴爾路線，即對那些受"封閉式工廠"影響而失業的工人，擴大保障，增加賠償金，而不是就事論事或試圖禁止這一做法（人們廣泛地議論說，由於僱主與工會之間存在秘而不宣的諒解，不管我們做什麼，上述做法實際上會繼續存在；而且有些僱主實際上更喜歡"封閉式工廠"的做法，這樣他們可以依靠工會來約束工人，他們可以活得更輕鬆些）。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處境和立場，我們並不輕鬆。
吉姆·普賴爾比我要輕鬆些。我想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實際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重要的是要現實，承認法律不能馴服工會。任何改革都需要它們的合作。基思·約塞夫的態度截然不同，他認為集體敲詐違反人權，他堅決反對。吉姆和基思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公開地反映在關於格倫威克糾紛的斯卡曼報告中，使這個問題全部公開於眾。前邊我曾寫到這件事給我在美國訪問時帶來的問題。當時我認為基思對斯卡曼勛爵的批評過於尖銳，儘管斯卡曼報告只不過是一個司法文件，沒有法律效力。而且，吉姆是這個問題的發言人，而不是基思。我要麼解僱吉姆，要麼調動他（我需要吉姆，二者都不可行），要麼就要遷就他的思路。
我正是這麼做的。回想起來吉姆和我是錯誤的，基思是正確的。整個事件表明，我們非常注意不去改變有關產業關係的立法，儘管在正常情況下這也許是合理的，但在危機情況下就顯得軟弱無力，無濟於事。我部分地支持了吉姆，因為實行強硬政策的氣候還沒有成熟。在影子內閣中，我的大多數同事還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不久就需要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了。進行全面考慮後，我又回到舉行全民公決的想法。從非洲回來後我知道，當接受電視台的布賴恩·沃爾登採訪時，我會受到追問，如果面臨工會的全面對抗，保守黨政府採取什麼措施。那次採訪是他初次作為節目主持人登台亮相，主持"世界周未"這個節目。我必須準備一個有說服力的口答，而且，這個問題在影子內閣內不管進行多少討論都沒有希望達成一致認識。因此我在節目中辯論道，儘管這種對抗可能不會發生，但如果一旦出現這種緊急狀況，可能需要舉行全民公決。這個建議得到新聞界很好的反應，得到黨內兩翼的公開支持。這一點甚為重要，當時在謠傳著黨的分裂和衝突（吉姆預料在保守黨年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