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閱讀這幾頁時，我有點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權記錄經不起仔細檢查的統治者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確實，如果我是這些國家中某國的反對派領袖的話，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說我的自由權了。那麼，我是如何設法同他們建立通情達理的良好關係的呢？
有許多解釋浮現在我的腦海。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是，幾年之內我有望在本國行使政治權力，我是作為這樣一位政治家來訪的。因此他們忙著與我打交道，甚至對此感到很愉快。我對此並不存在幻想。同樣地，我認為我有責任去建立某種關係以便屆時並在那以後保護和推進英國的利益。既然他們是他們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就是我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人。同時，我也認為能夠而且應該保持某些區別：對那些手上沾有鮮血的統治者應予正確的對待，但僅此而已；而對民主政治家們則應給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標誌，從授予榮譽的爵士身份到唐寧街的官方宴會。這些都是英國饋贈的。即使這樣，我也不會天真到以為這會大大改變獨裁主義政權的所作所為。
我的第二點考慮是，我能夠在有些場合使得一些政治犯獲得釋放或移居國外，把這作為我出訪的一種交換條件。被釋放的人從來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多；但是即使少數人獲釋也比沒有人獲釋要好。而且每一個人獲釋意味著另外１０個人有希望。確實，這告訴剩下來的那些人，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
第三，我們必須記住，罪惡像美德一樣是以各種形式出現的。這是一種關於人類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個統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殺害一名政敵，可是在下午卻又執行他在一項條約中所作的承諾。有些人我與之打交道時保持著警惕，但他們遵守了他們向英國所作的諾言，而且在某種情況下，在物質上幫助過另一個國家反抗侵略與佔領。
最後，國際關係總是在最佳者中擇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擇。即使我有能力用一個統治者來取代另一個統治者——從來沒有這種情況——我也很少能夠以一個較好的統治者來取代一個壞的統治者，而且往往會是以一個更壞的來取代他。例如，那些為伊朗國王垮台而感到歡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須使自己順從這樣一個令人悲痛的現實，即毛拉政權對它本國的公民壓製得更加厲害，並且在國外助長恐怖主義和顛覆活動。在這個國家裡伊朗國王是穩定的支柱，如果說後來只不過是一根搖搖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個國家傾向於按照它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別國人民的利益行事。這越發使民主國家的人民有理由不僅對壓制人權的外國政府施加壓力，而且也對他們本國的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西方外交的一項目標。我可能有時怨恨過對於我在掌權時的行為的這種第二種批評；然而，不久以後，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