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秋至１９７７年春之間，我在亞洲與遠東訪問了不少於８個國家。這使我進行了一系列接觸並獲得了豐富的經驗，當我任首相時對我都很有用。雖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安排了這麼多國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紐西蘭、澳大利亞和中國——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過更廣泛的閱讀和討論來加以補充。
然而，當我後來回想我已獲悉的情況時，在我看來有兩個總的主題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從各種角度來看，這一整個地區的國家對蘇聯權勢和影響的擴張都變得更加警惕：這一點在１９７９年由於俄國入侵阿富汗而急劇加強。其次，中國、日本以及可能還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實現新的亞洲力量均勢，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論出現哪一種情況，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礙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對於一個西方政治家新手來說是非常有趣的兩年。因此，儘管英國報界批評我在國外花費時間大多，我對這些出訪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於１９７６年９月５日星期日一大早抵達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總理設宴招待我。他屬於最好的那類東道主，從不讓他的左翼觀點來妨礙一流的宴會和嚴肅的但有趣的談話。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兒女貝娜齊爾和她的幾位朋友也參加了。布托總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學讀書並都在林肯法律協會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師的資格培訓。
布托先生曾經是一位在艱難環境下保持中立的總理。以前的軍政權在同印度的災難性戰爭中喪失了孟加拉，此後他幫助巴基斯坦獲得了某些尊嚴；巴基斯坦同它強大的鄰國現在有著較好的關係。但是他未能認真解決國家根深蒂固的經濟困難。像這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領導人那樣，他力圖用號召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來逃避國內的經濟問題，這只不過是大宗西方外援轉讓的簡略說法。事實上，為此目的他支持過一項第三世界有關倡議。
雖然我表達我的觀點時很有禮貌，但我還是被大家認為是個對這種國際社會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因此，當我們很快就建立起一種融洽的關係時，這多少有點使他的文職人員感到驚奇。我甚至發現他對於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國移民一事也是異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關於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終於失敗了，那時第三世界開始懂得自由市場經濟是繁榮的關鍵。然而，早在那時以前他就已經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也許像伊朗國王那樣，他已經變得過於脫離本國人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念了。
沒有人知道關於他被推翻、受審判和隨後被處決的全部真相。作為首相我曾出面對他的繼任者求情以饒恕他的性命，但徒勞無功。軍方的決心已定。所以當我後來於１９８０年在鐵托的葬禮上遇見齊亞哈克總統時我的感情是很奇異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親西方，我曾設想會見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殘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發現他有修養，而且他盡一切努力表現友好，當我的兒子馬克於１９８２年１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蹤了幾天時，齊亞將軍是首批親自打電話表示關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統治下，巴基斯坦後來對被蘇聯佔領當局趕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異常地寬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訪問的那個時候，巴基斯坦與其鄰國的關係較好，包括印度在內。實際上，這時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幾乎全神關注國內問題，１９－７５年上半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她的運動，導致了６月間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取締了一些政黨，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權，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逮捕了數以千計的反對者，包括大約３０名印度下院議員。在我抵達時有一種令入不安的平靜。在經歷了好幾個不景氣的年份後這時的經濟形勢很好，雖然人們對於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還是豐收的結果一事有著不同的意見。當然，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了解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甚至議會中的發言也要經過檢查。
但我並不覺得這對我的訪問有什麼妨礙。印度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筆海外援助的英國的傳統聯繫，對我來說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然而，我確實堅決要求不應對我的記者招待會進行新聞檢查，我應能夠會見反對派的代表。他們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兩個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結果，我發現，這次跟隨我出訪的英國報界人員比往常更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有些英國報紙派來的記者在其他情況下就須按照緊急審查條例對他們進行檢查。他們不僅寫我的出訪，也廣泛地報道了印度的情況，包括絕育運動。
我在英迪拉·甘地樸素的家裡同她共進午餐，在那裡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並且在討論重大政治問題時要求把盤碟都收掉。她的兩個兒子桑賈伊和拉吉夫也在場，雖然前者談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實際上據說他對許多弊端負有責任，諸如引起人們強烈反對的絕育運動和強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儘管有這一切情況，我發現我自己還是喜歡甘地夫人的。也許我自然地同情這位女政治家是因為她面臨著治理一個像印度這麼龐大國家的勞累和困難。但是，儘管她長篇大論地自我辯解，說明宣布國家緊急狀況的必要性，我卻無法贊同她的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錯了，這將在１９７７年她的黨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競選失敗中表現出來。
從印度我飛往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在去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途中作短暫的停留。李光耀總理是從我擔任教育大臣時起就進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對教育有相似的見解。他非常相信優勝劣汰並且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甚至社會主義者也想要毀掉文法學校。新加坡的學校與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亞洲政治家，由於是以新加坡這個小國為基礎，其成就就越發顯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種民主，但是由於堅決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已經為他所治理的這個小島創造了奇蹟。對我來說，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於企業的正確的經濟框架，生活水準就能得到改變。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從像新加坡那樣的經濟中看到了西方應該仿效的一個樣板，這並非出人意料。當然，李光耀享有中華民族在貿易與商業方面的文化素質的優勢：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業家精神。我在同他討論問題時發現，使我們真正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關心蘇聯影響在這個地區的擴大，這是通過偽裝成貿易或漁業的海軍部署來進行的。後來我在擔任首相期間常常求助於李光耀的明智意見和他對世界政治的淵博知識。
離開新加坡我前往紐西蘭。這是我第二次訪問該國，覺得十分自在。羅伯特·馬爾登最近在一次大選中獲勝。他是一個混合類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舉止得當，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經濟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混亂，因而相應地比８年後接替他的工黨政府更加主張進行政府干預。他有點兒像個與馬爾科姆·弗雷澤並肩站立的彪形大漢，後者是個高個兒牧場主，在總督約翰·克爾不無爭議地免去前工黨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職務之後，於１９７５年威為澳大利亞總理。一個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亞執政，如同在紐西蘭那樣，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同馬爾科姆·弗雷澤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誼。我們的觀點和態度迥然不同。
鮑勃·馬爾登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個人都不想進行創建有效的自由企業經濟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們兩人的政治文化基礎是幾乎跨越整個世紀的保護主義經濟和發達的福利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到１０年這兩個國家的工黨就都開始徹底撤銷了這些國家主義的機制。但在我１９７６年抵達這裡時，也許是由於大眾輿論尚未發生充分變化，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我想當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自由黨（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聯邦理事會發表講話時情況可能就是這樣。我在我的講話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論斷，我在英國的這類講話中總是插入這類論斷。確實，我特別想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個圓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點鐘，這本書是我在飛機場買的，它使我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思考。講話結束時的掌聲遠非震耳欲聾、並且從隨後的評論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亞具有保守思想的聽眾是不習慣於這種沒有負疚感的保守主義的。
我對布羅肯希爾的訪問向我提供了一個動向。這是一個由礦工工會控制並主要由他們擁有的內地城鎮。工會領導人見到我時很高興，也相當驚訝。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如不加入工會誰也不能在這城鎮中生活或工作。鎮上的一個酒吧間最近對這裡的規章表示異議，其直接結果就是遭到抵制並被迫關閉。我的嚮導們對這一公然違背自由的行為完全泰然自若，實際上還違反常情地